差餉不能減太多

　政府盈餘超標，市民要求減差餉在所難免，要辯論的，是怎樣減、減差餉的目的是什麼，以及減差餉的方法，是否能達到目的。

　民主黨認為，差餉一刀切的制度可以改變：實行三級制差餉，一如薪俸稅分級制，收入越高稅率越高。現時的差餉率是按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即差餉物業估價署評估的物業租值而定，不論物業價格，全部需繳納百分之五差餉。然而，由於差餉沒有豁免制度，公屋居民也要繳交，故差餉對一些沒有收入，但有物業的退休人士影響特別大，即使他們居於租值只有五千元的單位，每季差餉也高達七百五十元！

效發薪俸稅　差餉可行三級制

　民主黨建議的三級制差餉，是將大部分屬於基層及中產市民居住的物業的差餉率降低。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顯示，每月租值七千五百元以下的物業，佔全港物業七成半至八成，都是普羅市民的住所，筆者認為將差餉削減至百分之三點五。至於每月租值七千五百元至三萬元的，削減差餉的幅度可以收窄至一個百分點，至百分之四。每月租值三萬元以上的物業，若非工商業大廈和商舖，便是位於山頂的豪宅了，將差餉率削減至百分之四點五，抵銷租值升幅便可以了。這樣較一刀切式的削減差餉，更能協助基層市民。

　周三在立法會的辯論，有政黨建議將差餉率減至百分之三，筆者實在無法支持。根據政府的資料推算，物業價值最高的百分之三的物業貢獻的差餉，佔政府差餉收入超過五成。將差餉減至百分之三，政府每年會少收超過六十億元，而大地產商可以少交百萬甚至千萬元計的差餉！六十億元等於多少？舉個例子，香港有四十七萬名長者領取生果金，每年所領的，也只不過是四十億元！如果按立法會上月通過的建議，將生果金增至一千元，需要增加的開支，只不過是十六億元！

減差餉將影響結構性收入

　況且，將差餉削減至百分之三，是「結構性」改變，即以後每年的收入也會減少。可是，政府今年盈餘破紀錄，只不過因為來自股票印花稅和賣地收入暴增，但這些收入如「海鮮價」，經濟好時，印花稅和賣地收入很多，但經濟不好時，兩項收入可以少得可憐。以零二/零三年為例，買賣樓宇及股票印花稅收入，只有七十五億元；但今年，若股市持續好景，單是股票印花稅，已可能超過四百億元，比政府正常的薪俸稅收入還要多！故此，減稅是可以的，但不能因為今年盈餘多，便不理政府的財政穩定，盲目地大幅減稅，否則，幾年後經濟稍微轉向，政府又說香港有「結構性赤字」，要開徵「稅基廣闊的銷售稅」，普羅市民生活將更苦。

　事實上，筆者有一種感覺，政府的稅務政策似乎在轉變：一邊削減稅款，尤其高收入階層需繳付的稅款，另一邊廂，卻開徵更多新的收費，要基層市民自行承擔各種費用，以香港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的情況而論，這並非好的政策。

(本文已於2007年11月16日刊於文匯報"單刀直入"專欄。)

不能為派錢而派錢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已開始諮詢議員來年預算案的意見。今年盈餘超高路人皆見，部分政黨要求政府「派錢」—以一次過方式大幅削減差餉、薪俸稅……讓綜援人士獲發「雙糧」，來一招「皆大歡喜」。對政府來說，這樣減稅不會影響到稅基，又能博取市民歡心，何樂而不為？

　可是，從公共理財的角度看，為派錢而派錢，對香港沒有好處。以今年為例，坊間財金機構及傳媒有預計八百至一千億元盈餘，派多少才算「適當」呢？二百億？四百億？還是六百億呢？這種理財方法流於隨便，沒有邏輯可言。政府如何決定「派」給那些市民？是否公平？是否有助紓緩社會上的不公平、怨氣？能否改善香港長遠的競爭力？看來很難做到。

　以今年初的財政預算案為例，政府大手筆減差餉、減薪俸稅、發一個月綜援和生果金，可是一些努力工作，但不住公屋、毋須交稅、沒有領綜援的人士，卻被遺忘了。但是這群市民，即使入息低微，仍然沒有依賴福利，寧願胼手胝足工作，但分享經濟成果時，卻沒有他們的份兒。這是香港社會的價值觀嗎？

　再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有推高物價刺激通脹的作用。在經濟不景時，政府增加開支，有助紓緩通縮。現時通脹雖然未算嚴重，但基層市民已感到生活開支上升的壓力，而且香港貧富懸殊嚴重，基層市民的薪金增幅追不上通脹，通脹越高，對基層市民越不利。而且市民通常會將一次過削減的稅款，用於消費而不會儲起，尤其經濟環境好，儲蓄意慾更低。在經濟好時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引致的通脹，要較經濟差時嚴重。政府有沒有必要在毫無需要時，派數百億元刺激通脹，令基層市民生活更困苦呢？筆者實在有疑問。

　而政府的財政狀況，又實在並非如股市般「好景」。今年初，國際貨幣基金會才發表過一份報告，指香港的收入不穩定。今年的情況正是如此。政府的額外收入主要來自股票印花稅和賣地收入，但股市不會天天三萬點。尤其香港人口已逐漸老化，無論政府委託學術機構做的研究，還是國金會的研究都顯示，香港未來數十年的醫療開支會不斷上升，對政府稅收造成嚴峻壓力。也因此，國金會要求政府累積接近天文數字的儲備——雖然「儲備達生產總值三成至五成這個水平」是否合理還是很具爭議。

　政府不是不明白問題的嚴重性：九八年，政府委託一位哈佛顧問研究香港的醫療融資問題，可是提出的方案無法達共識。十年過去了，我們還是沒有醫療融資方案。據說政府即將推出醫療融資方案，要市民除了強積金外，再供強醫金。可是，筆者對醫療融資方案並不樂觀：若供款是儲蓄，仍然會有市民儲蓄不足應付嚴重病患的問題，問題其實沒有解決；若供款有如保險，有分擔風險作用，則市民未必支持——因為供款不屬於自己，要市民供款讓「所有人」使用，市民反應會很強烈。政府真能找到一個既合理、又持久、又能照顧各利益團體，和獲市民支持的醫療融資方案嗎？筆者希望有奇蹟出現，但並不樂觀。

　話說回來，筆者的問題是：政府一邊想盡辦法派錢，一邊想辦法從市民口袋中收強醫金，不是很矛盾嗎？

(本文已於2007年11月9日刊於文匯報"單刀直入"專欄。)

預算案前瞻

　今年政府盈餘有多少？保守點估計，筆者認為應該有七百億元；但如果進取一點，應該有能力突破九七至九八年八百六十九億元紀錄，向一千億元邁進，遠遠超出政府原先估計的二百五十四億元。

預算案首要解決貧富懸殊

　相信政府最頭痛的，莫過於如何令下一份預算案看起來真的做到「還富於民」、「與民共富」，或者，至少令市民覺得，沒有被忽略。

　筆者認為，財政司司長最需要做的，不是減稅，而是如何改善貧富懸殊。現在香港面臨的貧富懸殊問題，很多低學歷、低技術的中年人士、家庭主婦、新移民、青少年可能仍然失業，即使正在就業，薪酬也偏低。薪酬偏低的主因，是適合這批人士的職位太少。

　短期內，政府可透過改善福利服務，解決低收入人士及家庭的燃眉之急，包括設立低收入生活津貼，既保障低收入人士能應付生活所需，又不會扼殺市民的工作意慾。

增加低技術職位 檢討交通津貼

　但是，中期來說，政府應該鼓勵能製造大量低技術職位的行業在香港生根。施政報告的十項工程，民主黨是支持的，這樣有助增加建造業工人的需求。其他可以增加低技術職位的建議，包括：增加長者護理宿位、促進環保回收業在本港發展等，都是既有利香港整體發展，又能增加低技術職位的方法。

　還有的，是政府可設法除去阻礙低技術勞工就業的障礙。例如新界西北等偏遠地區的市民到其他地區工作，因為交通費昂貴而影響往市區工作的意慾。政府的交通津貼計劃為何反應不理想？政府要盡早檢討。

　更長遠的工作，則是要確保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有同等的發展機會。就以學英語為例，中產家庭有良好資源：父母懂英語、家中有全英語的電視節目和光碟、日常要與外傭說英語……，都是很多中產孩子自小能浸淫在英語環境、學好英文的原因，更莫說很多父母更送子女到國際學校或英文幼稚園就讀。這些資源，對於一個屋長大的孩子來說，是奢侈的。這些一般家庭，甚至連生活費也未能應付的家庭的小孩，與其他資源充足的小孩，競爭起來，其實處於不同的起步點。

讓低收入家庭子女有同等發展機會

　讓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可以獲得額外資源應付參與課外活動及學習班所需的開支，無論從培育人才方面出發，還是從促進經濟發展的觀點，以至為了打破跨代貧窮、改善貧富懸殊帶來的問題，都是需要的。

　政府提出的「兒童發展基金」，取用了民主黨建議的名字，卻不採納內容：要低收入家庭從捉襟見肘的收入中，為子女額外供款，是看不見問題的癥結。供款待他們長大了、「讀書不成」，給他們「做生意或買樓」，他們也沒有能力經營生意或供樓。筆者認為，撥一筆款項，讓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可以自小用於參加興趣班或學習班、參觀或參加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才能讓他們與中產的孩子有接近的競爭力。

(本文已於2007年11月2日刊於文匯報"單刀直入"專欄。)

再談施政報告的科技政策

　上星期，筆者曾於本欄分析科技產業政策在施政報告的地位。還記得今年中政府重組政策局時，政府曾向科技業界言之鑿鑿，說不會減少對科技的重視。但縱觀整份施政報告，特首對科技發展墨太少。

　誠然，業界在過去十年來努力促請政府重視科技，並非想要政府資助津貼。其實，與特首提出的「進步發展觀」不謀而合，業界是想藉科技帶來整個社會進步，令市民生活質素更高，經濟發展更好——這就是業界的理解、在當今數碼世代所需要的「進步發展觀」。

　在這份施政報告，唯一令業界感到安慰的措施，就是推動以病人為本的電子健康紀錄互通平台。還記得零三年沙士疫症時期，科技業界和醫護業界曾攜手合作推動電子醫療服務的發展；而加強在醫療護理過程中使用新科技，也是筆者和業內不少團體近年重點倡議的措施。配合香港未來人口越趨老化的情況，盡早建立公私營醫療機構互通的電子病歷平台，將有助減輕前線醫務人員的工作，也令他們在提供醫療服務的過程更為暢順。但話雖如此，在設立這個系統時，當局也需就系統的監察、運作、保安和病人私隱事宜諮詢公眾，確保系統能更方便市民，而不是製造更多問題。同時，政府也要培育足夠同時通曉醫療和資訊科技的人才，令資訊科技能更有效提升本港醫療服務質素和效率。

　我深信大部分市民都認同，社會上不應有人成為被遺忘的一群。這種想法，並不應因踏入數碼時代而有所改變。現時，低收入家庭擁有個人電腦和上網的比率都是遠低於中產和高收入家庭。若持續下去，會使低收入家庭因無法接觸資訊科技而與主流社會分隔，造成跨代貧窮。因此，筆者多番建議政府把上網費用納入綜援基本生活開支，並加強與志願團體合作，轉贈二手電腦予低收入家庭。對於「庫房水浸」的政府，這些支出只是九牛一毛；但對於綜援和低收入家庭的學童，這些措施可是「功德無量」，能為他們解決很多日常學習上的障礙。

　筆者理解政府即將發表第四份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但業界對這份旨在勾劃出第三屆政府未來五年計劃的施政藍圖抱有更大期待。在這數碼世代，沒有科技的香港新方向，不是能夠令香港進步發展的新方向。國家領導人提倡「科技發展觀」，若香港要「背靠祖國」，定不能在科技發展方面失禮人前。

　儘管這份「五年計劃」的施政報告已發表，筆者和業界仍促請政府在即將發表的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認真想想如何將資訊科技與施政報告的五年藍圖結合一起，確保香港能夠在數碼世代維持競爭力，繼續發揮優勢。

(本文已於2007年10月27日刊於文匯報"單刀直入"專欄。)

香港新方向：科技產業在哪兒？

　行政長官曾蔭權上星期發表的施政報告，以「進步發展觀」為思路，提出香港未來五年的新方向。十大基建、環境保護、文化保育、教育投資、社會服務等等一一涉及，看似回應香港社會的需要。然而偏偏，在以「進步」為題的五年藍圖中，科技發展卻銷聲匿跡！究竟是香港在這方面早已成熟得毋用再進步，還是科技在香港這以國際金融中心自居的大都會，已變得不再重要？

　資訊科技是香港成功轉型為知識型社會的重要動力——對於資訊科技業界來說，這番話已對特區政府提倡無數次，「長氣」得有點像老生常談。每年施政報告發表前夕，筆者和業界皆提出不少關於科技政策的建議。至於今年，筆者與多名資訊科技界的選委成員，也提出多達四十六項的施政建議，促請我們的第三屆特區政府以締造香港成為資訊無間斷的數碼都會為目標，積極推動社會各層面和各階層更廣泛應用資訊科技，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力之餘，也促進資訊科技業的長足發展。

　業界苦口婆心，希望曾特首莫讓業界再次失望。科技政策在他的施政報告隻字不提，反而有不少篇幅回應近期吵得鬧哄哄的文化保育和環保議題。當然業界不是只爭朝夕、只求人有我有。業界固然支持文化保育和環保，但我們失望，是因為特區政府至今依然未認清科技發展的重要角色。

　以發展本地的支柱行業如金融、銀行、物流等為例，在特首的眼裡，推動這些行業的方法就只是「勇往直前」，忘卻了這些行業主要透過互聯網和資訊科技支援機構的日常運作。筆者不反對發展新興金融市場的政策，但若忽略建立穩健而長遠的資訊保安政策，只把資訊保安當作一般推廣教育工作來做，則難以保障市場和機構的正常運作，更別說鞏固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

　同樣，特首又有否留意在推動香港作為創意之都的同時，資訊科技應佔的位置？正如曾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隨經濟全球化，各種創意產業相繼崛起，香港有需要加緊配合，才能免被鄰近地區侵蝕香港的優勢。但被特首點名推動的部分，卻只是電影、電視、音樂、廣告、設計這文化產品。軟件開發及服務，以及數碼內容這兩項資訊科技重要分支，同樣作為十二項創意產業的成員，卻又一次只有看的份兒。惟現實是，本地科技業界在開發創新應用系統方面別具經驗，科技專業服務則質素優良。只要有適當的推廣策略，例如推出電子政府服務方案出口計劃，更主動的方式與業界合作向海外及內地各省市政府推廣本地發展電子公共服務計劃的經驗和方案，實有利本地業界爭取內地及海外市場的商機，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

　至於數碼內容業，潛力更是不容忽視。數碼內容由網絡遊戲、電腦遊戲、數碼化的娛樂資訊、電腦特效、流動網絡平台資訊等範疇組成，單單藉參與影視製作過程並不能滿足發展數碼內容業的需要和空間，更不用說要吸引內地或海外數碼內容企業來港建立開發中心和數碼資產分銷點，使香港發展為區域數碼內容樞紐。未來的西九文化區計劃成為創意產業發展的龍頭，各類型的文化藝術展覽和博物館藏，將會是誘發數碼內容業發展的契機。目前欠缺的，就是特區政府對數碼內容業的認同，對這行業潛力的認知，以及提出政策支持和配合的決心。

　經過多年努力，科技產業早已由支援行業蛻變為有能力獨當一面、為香港經濟帶來新動力的產業。再說，在這網絡世代，大部分經濟活動都依賴互聯網和資訊系統運作。香港的資訊基建和科技產業要是不濟，定當影響其他行業的增長空間和潛能，最終受害的還是香港的整體社會。如此，香港的新方向，又怎能是沒有科技產業的新方向？

　筆者在下星期繼續剖析在施政報告中，科技在社會發展和民生層面所擔任的角色；探討這份作為香港新方向的五年施政藍圖，在科技政策而言究竟是合格與否。

(本文已於2007年10月20日刊於文匯報"單刀直入"專欄。)

會展擴建第三期刻不容緩

　小小的澳門的一間酒店，建了一個比會展還大的展覽中心，而且很快便找到生意。香港一向是國際級會展的首選地點，其中一個理由，看來與香港是航運中心不無關係——從世界各地來亞洲，香港、東京、新加坡和曼谷都是主要的轉機地點，航班多、網絡廣，班次也密。

　當然，香港本身也有吸引力。香港的商業配套屬世界級，酒店、交通網絡一流：本地有很多參展商和買家，也吸引到國內和東南亞的參展商與買家。就賣家而言，香港能吸引來自全球的買家，非常國際化。然而，會展經常被批評的，便是參展費異常昂貴，還有是新參展商很難獲分配展覽位置，或者獲分配的攤位面積，往往與理想有距離，遇有大型展覽會，會展仍是不敷應用，參展商被拒不是新鮮事。

展覽場地不足　局限會展業發展

　以書展為例，由於會場細小，參觀人數又多，無論任何時候，在場館內也插針不入，要到達攤位內認真地搜羅心頭好，基本上並不可能，只能走馬看花，很快已被後面湧至的人群推至往前行。可是，場外尚有數以百計甚至千人在等候，人龍繞了一個大圈，也排到灣仔天橋。這樣明顯不是吸引市民參觀的安排！要是面積大一倍，情況便能改善，也能有更多書商參展，租金下調，一些小型書商也可以參展，令書展更多元化。

　究其原因，與香港的會議展覽場地不足有關。

　會展早已飽和，即使現時第二期擴建中庭走廊，所能增加的展覽面積也很有限，只不過增加約二萬平方米，即使加起機場附近的亞洲博覽館，香港能供應的會展面積，也是區內最細小的。如果香港的會展場地不擴建，那麼，現況繼續，來不到香港的展商，集合在澳門或廣州舉行，其實也不一定不行。試想想，如果買家在香港參觀過，到澳門或廣州「走一轉」才落單，也並非不可行。但若香港的展覽場地足夠，以香港的配套和後勤支援，香港是極有競爭力的，這些參展商多會選擇來港，收入都歸香港。

擴建會展三期　要顧及整體規劃

　當然，亞洲博覽館現正計劃擴建，如能改善該區的交通設施，亞博不失為一處好地方：該處鄰近機場，連一向在新加坡舉行的航空展也搶了過來。亞博擴建，應該不會有很大困難，遇到麻煩的，是會展。

　會展位於灣仔，要擴建第三期，最理想的選擇，當然是鄰近現時的一、二期。可是灣仔區已是商業中心的一部分，不能填海又要找新地皮並不容易。過去有說在現時灣仔碼頭建第三期，最近的建議，則是運用灣仔運動場的原址興建會展第三期，並且在會展的天台重建運動場——相信這是少有的不建在地面的運動場——確保灣仔和港島區居民不會失去此項設施。當然，擴建還要顧及附近的交通，不能因擴建會展後，引致附近交通擠塞，以及要興建足夠的酒店容納參展商及買家。筆者希望計劃能盡快落實，畢竟，會展業做得理想，有助促進就業。

(本文已於2007年10月5日刊於文匯報"單刀直入"專欄。)

加快基建紓緩貧富兩極化

　政府盈餘超標、儲備龐大。香港的貧富差距的確比十年前嚴重，假若龐大儲備長年紋風不動，壓力團體和基層市民會批評政府漠視他們的困苦；可是若大幅增加政府開支，又會遭到反對政府干預市場的人指是福利主義；即使用作「投資」增加收入，也被批評回報率不高。在經濟好的時候做財政司，未必比經濟衰退時的財政司容易做。

　筆者認為，解決貧富懸殊極重要。基層市民有分享經濟成果的人權，社會要平等、要令弱勢社群活得有尊嚴的觀點，很多基層團體也會討論，筆者嘗試從另一角度看貧富懸殊。

貧富兩極化不利經濟發展

　首先，香港有否貧富越來越兩極化？筆者非常肯定是有。即使曾蔭權認為堅尼系數不適用於香港，儘管政府將香港家庭收入下降歸究於越來越多小家庭，但是筆者分析過統計處的數據，發現九六年和零六年間，住戶人口相同的家庭，其收入分佈也出現兩極化，情況以一、二人家庭較嚴重。以二人家庭為例，家庭收入介乎一萬至二萬五千元的中等收入家庭，在九六年佔四成，但到了零六年跌至三成三；月入低於一萬元的二人家庭，在十年間，由三成增至三成八，顯示香港出現中等收入家庭貧窮化現象。

　貧富兩極化，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沒有好處。如果低技術勞工的薪酬不斷下跌，而福利維持現有水平，則綜援金高過薪金變成常態的話，加上現時福利制度不鼓勵就業，人之常情，很難阻止低收入人士寧願領綜援而不工作，更難吸引受助人離開綜援網。工作技能是會生疏的，勞工失業時間越長，他們再被聘的機會也越低，既令社會損失寶貴的人力資源，也會加重社會福利開支。再者，雖然香港有九年免費教育，但孩子有多點資源，他們的視野比同輩闊，能發揮潛能的機會也大，這是大量中產家庭不惜一切，盡力為子女提供好環境的緣故。

　藝術、體育和音樂天分，不一定生在富有家庭。別的不說，孩子有音樂天分，父母負擔不起學琴的費用，說不定就埋沒了一個李雲迪。學鋼琴，學游泳的開銷不少，父母長期貧窮，實際上也影響下一代發揮潛能的機會。香港的優勢非在硬件，全是法律制度、人才、言論自由等軟件，而這些都是極需要人才去維持。若我們任由社會繼續失去寶貴的人才，便是最差劣的經濟政策。

加快基建　增加勞工需求

　筆者認為，現時低技術勞工薪酬偏低，主因在於供過於求。要令低收入勞工的薪酬合理，其中一個方法便是增加需求，而政府在這方面「大有可為」。現時失業最嚴重的工種，是建造業工人，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九，倍於整體失業率。政府如能善用儲備帶來的機會，加快工務工程：西九、港珠澳大橋、港深廣高速鐵路等，這些工程，都是政府的責任，對市場的干擾有限，卻能大增市場對建造業工人的需求。

　除此以外，增加一些社會服務也有相同效果，例如在偏遠地區增加長者安老院，既能縮短長者輪候護理宿位的時間，又能在偏遠地區增加就業機會，不是比將錢放在庫房，對香港的長遠發展，不是來得更有效益嗎？

(本文已於2007年9月28日刊於文匯報"單刀直入"專欄。)

政府應評估印花稅收入趨勢

　前次筆者提及，今年盈餘可能超過五百億元，筆者尤其關注印花稅的趨勢，也希望政府研究對策。

　去年股票交易暢旺，已令政府估計印花稅收入時大失預算：原來預算只有一百四十八億元，政府今年初公佈預算案時，已修訂至二百三十四億元，較預算高出五成八！政府於是調整零七/零八年的預算收入至二百廿七億元，即是估計今年的樓股市與去年差不多。可是，股市仍然讓政府大跌眼鏡。

印花稅可能超越薪俸稅

　去年十二月—相信是財政司開始撰寫預算案的時候——股市每日平均成交額，只不過是四百多億元，可是，股市不斷上揚，成交額也屢創新高：截至今年八月，香港股市每日平均成交額，已超過九百三十億元，到了八、九月，成交額少於一千億元的交易日，也令市場人士失望。今年的印花稅，可能會翻一番變成四、五百億元，超越薪俸稅成為政府第二大稅收！

　雖然現時內地居民投資港股仍未落實，但是筆者相信要落實不會太難，屆時港股的升勢可能更強，印花稅的收入仍有空間增加。如果這個假設成立，政府未來數年真的不愁沒有收入，而庫房的儲備又龐大，要運用而不浪費，也是頗考功夫。當然，股市會暢旺多久無人可知，股市也有周期，股災令股市下跌，印花稅隨即減少。

　然而筆者認為，政府應研究股市不斷上升，是結構性抑或只是周期性。如果因為結構性的原因，印花稅的升幅能持續，政府便要認真考慮處理印花稅既龐大又不穩定的收入的方法。舉例來說，自零零年起，市民都要供強積金，而市民的供款，都是指定購買不同金融產品，故市場的資金理應比過去多，這是否令股市成交額不斷上升的原因呢？

是結構性抑或只是周期性

　如果印花稅收入是結構性地不斷增加，政府便應研究改善稅收架構，包括削減一些無必要的稅收或費用，例如外傭徵費，或者削減薪俸稅等，避免政府年復一年地，因為印花稅「超額」而引致「超額」盈餘：而這些盈餘，通常只能放在庫房而不能善用。

　上述「太多錢」的問題尚容易解決，另一個印花稅收入激增引起的問題，則是因收入波動而無法估計。今年政府低估印花稅，因而有「超額」盈餘，但是如果政府高估印花稅收入，便可能令政府出現赤字。這個問題其實與數年前政府在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的分賬年年不同無法估計同出一轍。筆者認同，這是令人極頭痛的事，因無人能估計一年後的印花稅收入。然而，現時印花稅越來越龐大，政府稍微估錯便可能令政府有大量盈餘或出現赤字（即使政府財政極穩健），更會引起國際貨幣基金會等國際「關注」。即使現階段沒有辦法，政府也應注視，正如，我們不是已找到處理外匯基金投資收入波動的方法嗎？

(本文已於2007年9月21日刊於文匯報"單刀直入"專欄。)

港交所風波

　政府增持港交所，有傳是為了與上海交易所換股。當然，這只是程序和技術問題，筆者關心的，是背後的政策—政府是否已決定港交所要與上交所合併？

　筆者最初以為，政府增持股票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港交所受敵意基金控制。雖然法例規定，任何人如要擁有交易所股權超過百分之五，需要得到財政司批准，但如果主事者透過十一個持有人，每人擁有4.9%，便可以控制港交所。如果增持是為了防守，那比較容易解釋。

　但是，財政司的說法，令人相信政府是為了兩間交易所可以合作，甚至合併。財政司司長八月中到北京訪問，其間與眾多財金官員見面，是否就此事「摸過底」，得知如果港交所並非由政府持有，對方便不願合併呢？如果兩者合併的話，到底香港的策略是什麼呢？目的是什麼呢？是純粹看好上交所的前景？是不想上交所與港交所競爭？還是為了統一兩地上市機制，方便內地公司同時在香港和上海兩邊上市？

　兩地交易所合併，本來應是港交所的「內政」，但是政府決定以成為交易所股東為工具，達致交易所合併的目的，是重要的政策改變。如果政府高官到京只是純禮節拜訪，當然沒有問題，否則，若因而有此政策改變，曾俊華至少應先到立法會解畫。現在政府先斬後奏，難令公眾支持。

　再者，如果政府增持港交所是純投資，市民尚可以接受投資「有賺有蝕」。但是現時港交所的市盈率已超過四十五倍，純從投資角度看，可以說是有點昂貴。而且政府已表明，增持港交所「非單純的投資」，而是有策略性需要，那麼，政府不解釋清楚，若港交所股價下跌導致虧損，市民必向曾俊華問責。

　當然，港交所與上交所合併，可能有好處，但是，政府為了促進一間公司的發展，而運用公帑增持一間上市公司的股份，這是一項極重大的政策改變，不是由財政司「說了算」。若這是政府的政策，接下來市民一定有很多相關連的疑問：為什麼政府可以用公帑買股票，「推動金融業發展」，但不可以增加工程投標價協助扎鐵工人？為什麼只有金融業獲青睞，而不是其他行業？筆者相信，電盈的小股東也想政府買入股票，「支持電訊業進運內地」，好讓他們手上的股票重出生天。

　最後，政府擁有港交所的股權，又是否兩個交易所合併或換股的唯一途徑，是否必需呢？舉個例子，政府年前諮詢機管局私營化，但機管局早已購入珠海機場，政府私營化機場，是否一定要繼續成為大股東，否則，珠海機場不肯被其繼續擁有呢？況且，中央一貫的政策，是要中國「與國際接軌」，與全私營企業談判收購合併，即使在內地，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如果上交所要政府擁有港交所才合併，政府是否應以自身經驗，說服上交所與國際接軌呢？

　如果曾俊華解不通這些問題，看來很難在立法會過關了。

(本文已於2007年9月15日刊於文匯報"單刀直入"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