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要雙贏 不能單靠派錢

現時香港的貧窮問題源於失業，失業是由「經濟轉型」引起。每個社會都是一個人才金字塔，高質素的人才少，欠缺技能的普羅市民多。香港經濟轉型，令社會需要的高技術勞工、專業人士大增，欠技能的工人跟不上社會急促變化，便難以覓得一職，造成結構性失業。

解決失業問題，當然無可能只靠一條藥方，更不能單靠派錢，筆者拋磚引玉，試提一項建議。其實筆者曾建議財政司司長，考慮在新界西北覓地設「老人村」，既為紓緩長者輪候護理宿位的需求，也有助在這些失業重災區增加人力需求，尤其低技術的工種。

長者有長期病患或年老行動不便，入住安老院有專人照顧，令家人安心，但現時有二萬多名長者輪候護理安老院和護養院，等候時間分別為三十二個月及三十八個月，宿位明顯不足。

政府可考慮因應需求，逐步在新界西北：鄰近元朗、屯門、錦田和天水圍，闢地設低密度的老人村，提供不同服務質素和收費的宿位。老人村不必一定全由公帑資助，也可以由私人機構投標，旨在增加長者宿位的供應量，和讓市民因應需要選擇不同的服務。

老人村將需要大量人手照顧長者，一些非技術勞工經簡單訓練，應該能應付大多數照顧長者起居飲食的工作，再者，有了老人村，相關的服務便會應運而生。居於新界西北的居民，便可考慮在就近工作，紓緩交通費昂貴引致的問題，家庭主婦也可以任兼職工，兼顧家務及增加家庭收入，有助改善新界西北居民的生活質素。

老人村的選址宜設於近郊，既可讓長者享受更佳的居住環境，政府所付出的地價成本也不高。的確，政府或需要作些少投資，例如犧牲些少土地收入、增加公帑資助的宿位數目等，但這些公帑資助既是需要，也有效益，若能達致改善貧富懸殊之效，何樂而不為？

相信財政司司長也明白，扶貧不一定要派錢，政府創造就業更不應製造一些可有可無的工作。即使「派錢」短暫地解決到貧者的溫飽問題，卻不是長遠解決貧富懸殊的方法。政府扶貧的方針，應是尋找雙贏甚至三贏的方案，因為香港人需要的，是一個自力更生的機會和一份尊嚴。除了老人村，民主黨也提議政府應加速落實基建，讓建造業工人「人人有工開」，不知財政司司長可會考慮？

(本文已於2007年2月23日刊於文匯報"單刀直入"專欄。)

請財爺做黃大仙

財政司司長一直被暱稱為「財爺」，其實是「財神爺」的簡稱，筆者建議他今年索性變身黃大仙，在年初十一公佈的預算案，還富於民，人人有份，讓金融風暴、負資產、失業減薪和加稅加收費等名詞成為過去，補送一份禮物給全港在人日生日的市民。

筆者這個提議既因為今年正月便公佈預算案，更因為政府庫房實在水浸得厲害。雖然政府在預算案中公佈的盈餘額可能只有二、三百億元，但由於截至去年十二月底，政府已有六十億元盈餘，而政府於一月和三月，將有薪俸稅、投資收入、一季差餉、印花稅甚至地價收入，扣除開支後，筆者估計，政府於四月底公佈的實際盈餘，應該超過四百億元。

除了九七/九八年度盈餘高達八百多億元，今年超越四百億元盈餘，將是政府歷年來盈餘第二高的一年。四百億元等於多少？特首每年的薪酬約為三百多萬，四百億元，足夠支付特首工作一萬三千多年(你沒有看錯，是一萬三千年)的薪酬！其實，政府每年的開支也只有二千多億元，盈餘超過四百億元，反映兩個可能性：一、政府用錢太節制，二、政府收取的稅款太多。

無論前者還是後者，都有足夠資源讓財爺變身黃大仙，不過，筆者認為，財爺「派錢」要派得有效益。有效益者，即並非為派錢而派錢，是要讓派出去的錢，對社會有益有回報和讓市民受惠。

跨境基建工程，便是對大多數市民均有好處的一環：民主黨一直擔心西部通道通車，從內地到港的車輛駛進屯門公路會令該處塞車，政府何不興建掃管笏至藍地的十號幹線北段，讓建造業工人有工開、提升西部通道的效益，更重要的是避免屯門區的居民重新陷入漫長的車龍中？對跨境職業司機而言，有效率的基建，減少他們的耗油量，可能比象徵式地減柴油稅更能減輕成本，這項基建投資，對全港市民都有利，政府還考慮什麼？

回饋一直與政府共渡時艱的中產階層，更是義不容辭。政府在零三年因財赤加稅，令年薪三、四十萬元的夾心階層的稅款狂飆三至四成甚為普遍，政府自零四/零五年已回復盈餘，今年盈餘更是超標，不減稅，還待何時呢？不過，筆者贊成不一定要將薪俸稅完全回復零二/零三年水平。繳交標準稅率的打工皇帝，零三年的加稅幅度，只有百分之六，而且以他們的能力，16.5%的稅率完全可以負擔，故此筆者認為政府將免稅額、稅階和稅率回復至零二/零三年水平便足夠。為何減稅而不是退稅？很簡單，退稅只可以做出一些臨時刺激經濟的效果，尤其刺激市民消費，但香港需要的，是將先前為應付財赤的臨時加稅措施撤回，減輕市民的負擔，這並非退稅可達成的效果。

當然，沒有了財政限制，政府可以為基層市民做得更多。但篇幅所限，下周再談。

(本文已於2007年2月16日刊於文匯報"單刀直入"專欄。)

制訂數碼廣播政策 還看國際趨勢

在數碼年代，各項廣播服務均已數碼化以提供更優質的服務。除了3G網絡外，國外已推出點對多點、高傳送容量的流動電視技術，讓市民透過手提裝置隨時隨地收看電視節目。除此以外，數碼聲音廣播和數碼地面電視廣播技術均能提升頻譜使用效率，為公眾帶來更高質及更多頻道的節目。為了引入上述各項數碼廣播服務，本年一月政府發出了《數碼廣播：流動電視及相關事宜》諮詢文件，就數碼廣播服務的政策，包括頻譜編配政策及發牌製度等諮詢公眾的意見。

這項諮詢其中一項要點是頻譜編配的問題。各項廣播技術均需有可用的頻譜方能提供服務，可是頻譜資源有限，因此需在不同的廣播服務之間作出取捨。現時本港計劃引入的數碼廣播技術主要有三種：數碼地面電視、數碼聲音廣播及流動電視。另一方面，目前有四個頻帶可供引入數碼廣播服務，包括頻帶III、L頻帶、特高頻頻帶(UHF)及S頻帶。由於不同的數碼廣播技術可使用的頻帶互相重疊，當局必須嚮公眾交代釐定分配頻帶的方法。

在剛過去的立法會資訊科技委員會中，當局曾指出由於外國發展數碼聲音廣播服務的經驗未如理想，因此可考慮使用流動電視頻譜，同時進行流動電視和數碼聲音廣播，筆者對這項建議有所保留。由於目前只有韓國採用的T-DMB製式能同時作流動電視及聲音廣播，當局這項建議將影響市場的選擇。另外，現時歐洲大部分國家均計劃採用DVB-H流動電視製式，並已有多個國家推出服務或正進行測試，而內地也打算推動一項自行研發的新製式：中國移動多媒體廣播行業標準。鑑於香港與國際及內地市場息息相關，當局應密切留意國際和內地的流動電視的政策及市場發展，以免頻譜編配方案影響市場選擇適合的技術。

另一方面，文件中指出數碼聲音廣播技術(DAB)欠缺市場需求，筆者對此不敢苟同。現時除了英國在推動DAB技術外，更有多個國家如德國、丹麥、挪威、新加坡等地採用這項技術，其中在新加坡和丹麥更已全面覆蓋所有地區，可見DAB並非如當局所說一般乏善足陳。此外，文件中提及瑞典已暫停在DAB上的投資，可是政府沒有進一步說明該國是因打算引入DAB﹢，即DAB的升級技術，方作出這項決定。DAB+製式剛於零六年十一月製訂，並能進一步提升數碼聲音廣播的質素、提供更多頻道，以及提供更多額外資訊。現時歐洲多國及澳洲、新西蘭等國已計劃或已開始進行測試，相信這項技術仍有發展的空間。

在文件中政府建議三個方案進行頻譜編配，包括由市場主導方案、由政府指令頻譜編配方案，及以流動電視為主，並由營辦商自行決定是否引入數碼聲音廣播及其他服務的方案。鑑於目前市場上就數碼聲音廣播及流動電視的技術標準仍未有明確的趨勢，筆者認為當局可考慮採取服務中立的原則編配頻譜。這將容許營辦商自行決定經營的業務及使用的技術，為營辦商提供靈活性。另一方面，這亦能創造機會讓市場帶動廣播服務發展，確保頻道能被有效運用。此外，這也能讓各項技術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避免部分服務因政策因素而失去在港發展的空間。

筆者認為，當局應避免側重個別服務，並將頻譜編配方案交由市場決定。這除了能確保有效運用頻譜資源外，也貫徹當局「市場主導」和「科技中立」的政策原則。

(本文已於2007年2月9日刊於文匯報"文匯論壇"。)

國金會報告的啟示

一月初，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在立法會上，引述國際貨幣基金會一份報告，指「在沒有任何政策轉變或改革（醫療改革、擴闊稅基及穩定政府收入的安排）的情況下，理想的儲備水平應該維持在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的水平，以應付收入波動，以現時的本地生產總值水平而言，這相等於4410億元至7360億元」。

這個就財政儲備適當水平的最新演繹，遠遠高於上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建議的十二個月政府開支，以及曾蔭權於九八年提出的十二個月政府開支及港元貨幣供應M1的總和。

當日馬局長相信是回應議員在動議辯論時談到政府儲備水平的問題。筆者一直認為政府的財政儲備只需相等於十二個月政府開支便足夠，而這也是政府的政策，故當日修訂原動議，特別提出政府應實在地執行將儲備定於十二個月政府開支水平的政策，是希望政府可以善用財政盈餘。

筆者聽過馬局長的解說後大有疑惑，遂從網上下載報告原文，發現馬時亨局長談及的，只是報告結論的其中一部分，卻沒有公佈報告其他相當有啟發性的建議，包括國金會建議政府應付收入波動的部分，和減低適當儲備水平的建議。

國金會在其報告花了很多篇幅解釋其達至上述結論的研究，而報告後半部則評估政府引入銷售稅或「穩定投資收入」對「適當儲備水平」的影響。

報告第二十四段指根據該會研究，「穩定投資收入」能顯著地減低政府的財政風險和適當的儲備水平。該會假設，若政府財政儲備每年的投資回報率等同外匯基金歷年的平均回報，政府需要用於抵禦極端惡劣環境(連續五年至七年赤字)的儲備水平將會大幅下降，減幅等同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七至兩成。

這裡所說的「投資收入」，其實是指現時政府約三千億元儲備存放在金管局每年所獲得的分賬。政府與金管局自九八年起訂立財政儲備回報率等同外匯基金回報率的安排，以致政府的分賬額(即投資收入)年年不同。國金會認為，這是政府收入波動的其中一個原因，故建議政府與金管局磋商，尋求穩定投資收入的方法。這建議與民主黨早於零一年提出的建議不謀而合，而多年來，筆者都認為，政府可考慮將分賬額定為每年三百億元，也多次要求政府考慮，可惜至今政府仍沒有具體的回應。

報告的廿四段，其實相當清楚地指出，只要政府願意坐言起行，與金管局商討改變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的分賬方法，馬時亨局長引述的「適當儲備水平」的門檻可以降低，政府毋須再致力追求增加儲備，反而可以善用盈餘於有利社會長遠發展的工作。不知馬局長會否再三細閱報告的這部分？

(本文已於2007年2月2日刊於文匯報"單刀直入"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