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討公共廣播服務

政府成立獨立委員會，檢討本地的公共廣播服務。政府銳意改革有關政策，理應值得鼓勵。因為，香港一直缺乏長遠和全面的廣播政策，而港台的營運效率、問責制度和發展路向，隨科技和社會急速的發展，也變得不合時宜，檢討是必須的。不過，本來是正常及應該如是的事情，卻被外界認定是「借刀整治港台」，最終令港台失去編輯自主權。外界有如此反彈，原因不難理解。

首先，政府這次公營廣播檢討的範圍，予人避重就輕、忽略公共廣播服務的應有的內容。說要研究公共廣播，研究港台公司化的建議並不能缺少，這是二十年前的「廣檢報告書」曾經提議的，這個良好的提議，顯然不是今次檢討的重點所在。

政府表明今次檢討，是集中探討公營廣播的理念、架構和資源運用，但對於新聞自由及編輯自主卻是避而不談。新任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在回應立法會質詢時，更迴避保證港台日後編輯自主問題。公共廣播服務的其中一項使命，是為市民提供不偏不倚的資訊，如何貫徹港台編輯自主，是必須正視的問題。政府連公共廣播的核心價值也忽略，不予以認真處理，檢討廣播政策又有何價值？

當然，政府對有助提高節目質素的數碼廣播，以及開放大氣電波予市民，也是隻字不提。現時，全世界民主自由的國家及地區，都積極推動數碼廣播，同時，也任由民間利用大氣電波，讓社區電台自由發展。有視野、有遠見的政府，便應該制定相應措施加以配合，鼓勵這兩方面的發展，令香港的廣播服務更多元化，這不單令市民的文化質素提高，也令本地的廣播產業更具競爭力。

政府是次邀請資深傳媒人牽頭去討論公共廣播服務的發展，他們雖然是新聞界有相當份量的人物，但是，整個委員會的組成，竟然沒有港台高層與員工的代表，委員會成員也欠缺足夠的公共廣播營運或研究經驗，對於廣播科技以及在數碼匯流下，公共廣播服務應如何配合，也認識不深。今次政府既然是以宏觀角度，檢討公共廣播。為何不邀請國際上成功的公營廣播機構的人士參加，引入國際經驗和新思維？這不免令我們懷疑，政府是否有誠意和勇氣，為香港制定有創新的廣播政策。

　今次的公共廣播服務檢討，政府不單偏離應有的範疇，而更令人憂慮的，是它已經預設定檢討結果。在工商及科技局給立法會的文件中，政府已表明有關檢討是「使更多不同廣播機構參與，透過相互競爭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節目，從而使公共廣播服務更多元化」。明顯地，政府已埋下開放公共廣播服務的伏筆。

在文件中，政府也提出公共廣播是「市場干預」，而港台不必過分受商業因素左右，反而成為「窒礙商業廣播服務發展」的因素。環顧世界各地的公共廣播服務，他們從來不是因為市場缺乏廣播服務才存在的。香港也一樣：港台並不是因為全香港沒有電台播放樂曲、時事新聞、教育資訊，才需要香港電台。公共廣播服務有存在的必要，是為確保市民可以在不被政治和商業利益支配的環境下，可以得到真正公正和開放的新聞、資訊。若連公共廣播的存在也認為有負面影響，或許政府真的認為公共廣播服務並不重要吧。若是如此，公共廣播從此將會被邊緣化，變得可有可無。

(本文已於2006年1月27日刊於文匯報"單刀直入"專欄。)

徵銷售稅的誘惑

政府放風談銷售稅，一般估計，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會在二月公佈預算案時一併公佈會否在香港引入銷售稅及其細節。

套一句老話，銷售稅真是「甲之熊掌　乙之砒霜」，到底對香港是利多還是弊多，似是永遠沒有結果的辯論。經濟學者對此也現分歧：支持者認為香港的薪俸稅和利得稅以地域為限，越來越多人北上工作，卻享用香港服務，長遠而言難以維持，故政府應開拓新收入。既然不能徵入息稅，收「開支稅」——即在香港消費要付稅——便有助穩定收入。反對者的理據，則是香港以簡單、低稅制等為人稱頌，但銷售稅是非常複雜的稅種，例如很多地方的生活必需品都會免稅，而遊客也不需繳稅。此外，銷售稅是所謂「累退」的稅種，由於所有人的稅率一致，基層市民所付的稅款，佔他們入息的比率較高，故對基層市民不利。

應否徵收銷售稅，視乎政府的財政需要，也要顧及開徵銷售稅能否解決政府所指的財政問題。過去八年香港經濟經歷了可說是史無前例的不景氣，赤字連年，但現實是，由九七/九八年度至零四/零五年度止，政府的淨赤字，也只是不足八百億元。不要忘記，政府收入下降，錯誤的政策也是原因之一。傳統基金會日前宣佈香港連續十二年榮膺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地區，而香港的經濟自由度較去年改善，「政府沒有『嚴重失誤』」是原因之一。這是否點出了香港的問題所在呢？

今年經濟好轉，政府的收入便驚人地增長，短短數年間，政府由近七百億元赤字，變成民主黨估計今個財政年度的高達一百億元以上的盈餘。當初以香港有「結構性赤字」為由，建議引入銷售稅的理據似乎也不再適用。更進一步而言，政府其實未致力開拓收入來源。筆者一直指出，外匯基金除了高達三千億元用於支持港元貨幣基礎的儲備外，另有四千多億元「累計盈餘」，即多年來金融管理局運用儲備投資所得的利潤，故政府應多從外匯基金每年的投資收益中，增撥部分利潤予政府作收入。現時政府每年從投資儲備獲利約百多億元，民主黨建議將此定為三百億元，每年便可增加百多億元收入。但政府對此置若罔聞，繼續「研究」開徵銷售稅；這有如一個家庭，有大筆儲蓄在銀行投資，定期有投資收益，但家長不運用這些收入，卻要扣除子女兼職的收入幫補家計，不是有點兒不合情理嗎？

即使撇除理財原則的問題不討論，大家也不要以為銷售稅是穩定政府收入的靈丹妙藥。政府最主要的開支乃是公務員薪酬，開徵銷售稅卻涉及大量行政工作，稅務局非增聘人手不可。香港每年的私人消費額約為七千至八千億元，以3%銷售稅估計，每年收入不過二百一十至二百四十億元，還要扣除行政開支，卻是牽一髮而動全身。

說到底，銷售稅對政府是一個很大的誘惑：政府會以為，一旦收入不足，只要將銷售稅由3%增至5%，再由5%增至8%，所有問題便能「迎刃而解」，不用再動腦筋削減無謂的開支。這些例子在世界各地屢見不鮮，一些國家的銷售稅，甚至已高達20%。「稅基廣闊的新稅項事宜諮詢委員會」零一年發表報告時，建議可考慮引入銷售稅時，是以3%為例子，但政府還未正式引入銷售稅，零四年底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已改口說5%才「較有意義」，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本文已於2006年1月20日刊於文匯報"單刀直入"專欄。)

香港沒有浪費人才的奢侈

整體失業情況改善，但年青人的失業率仍然高得驚人：去年八月至十月間，十五至十九歲年青人的失業率是20.4%，遠高於5.4%的整體失業率；即使二十至廿九歲年青人的失業率也有6.5%。年青人失業率較高不是新聞，但回歸前，情況無論多壞，這個年齡組別的失業率也只是約12%，回歸後卻飆升至超過30%。

香港經濟轉型，可以遷移的低增值工序大部分已遷往鄰近成本較低的地區，剩餘在香港可供這批學歷和技能較遜色的年青人的職位有限，而且往往要求頗高：簡單如文員，也要懂兩文三語簡單應對，又要有運用資訊科技器材的技能，勞工市場難免有錯配，僱主一邊嚷要輸入專才，本港人口卻又難覓能餬口的一份差事。

為21歲以下青年提供津貼教育

年青人的失業問題尤惹人關注。試想想，一個十七歲的中學畢業生失業一兩年，到了十九歲，見工時仍是一點工作經驗也沒有，僱主難免視之為次選。失業時間越長，又沒有機會接受培訓的年青人，再重投勞工市場的機會率便會直線下降。香港出生率已是全球最低，不能承受不斷損失人才對經濟帶來的傷害。反過來說，失業的年青人越多，社會福利的開支也越高，無論如何都不是我們樂見的。

短期來說，為這些年青人提供更多培訓機會，是提升他們的「可聘用性」(employability)的一種方法。年青人的薪金往往較低，但香港的交通費卻十分昂貴，由政府提供交通津貼予失業或低收入人士，用於鼓勵他們求職和就業或有幫助；再者，一些年青人雖然曾離開校園，但卻有可能希望重拾課本，但現時香港的教育制度，卻不許他們再回頭。民主黨認為，為所有廿一歲以下的年青人提供津貼教育，有助他們重返校園提升技能。

改善教育質素是關鍵

不過，要避免這種惡性循環一直延續下去，改善年青人所接受的教育質素是關鍵，更需要由他們的兒童時期做起。香港的中產家庭，懂得為子女安排良好的教育：找好的學校，安排大量的課外活動、興趣班、暑假還要參加遊學團，讓他們從課外活動中發掘自己的潛能、鍛煉體格，以至待人接物的技巧等。這些實際上是教育的一部分。但對一些基層家庭而言，收入扣除必要的開支後，每月數百元的課外活動的開支，卻猶如千斤擔子，結果學生只有留在家中看電視、玩電腦遊戲……。由學生入讀小學開始，這種差異經年累月地累積，到他們中學畢業，兩者的差距可以很驚人。人才便是如此被糟蹋的。

本來，教育是很個人的安排，但香港是個依賴人才的城市，若我們培訓出來的人才，無法應付社會的需要，則香港的經濟發展也會被拖累。為所有適齡學童提供九年免費教育，已不足以應付香港對人才的需求，我們需要的，既是量的保證，也是質的保證。在量方面，香港只有不足三成的就業人口獲專上學歷，遠較先進國家為低；在質方面，單是大學生英文文法也錯漏百出，便能反映現時教育質素欠保證的事實。

故此，民主黨認為要從幾方面著手，改善教育的質素：推行小班教學，這建議社會已有共識，只是教育當局聽而不聞而已。民主黨也關注到一些沒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家庭兒童，所受的限制可能更甚，故在財政預算案建議書中，建議政府成立「兒童發展基金」，讓獲得書簿津貼及學費減免計劃全額資助的學童，每人每年三千元作為參與課外活動的開支，避免這些兒童的發展，受家庭一時間的經濟困境所限，讓他們同樣有發揮潛能的機會，無論對他們個人而言，抑或對社會的長遠發展，均是正面。

(本文已於2006年1月13日刊於文匯報"單刀直入"專欄。)

減稅令中產基層同受惠

一年伊始便傳來好消息：截至去年十一月底，政府在今個財政年度的頭八個月，財赤「只有」一百廿五億元。

政府財政大幅改善

說「只有」，因為市民每年一月至四月才繳稅，故政府在每個財政年度的最後四個月，多有過百億元，甚至二三百億元盈餘。說「只有」，也是因為這數字是回歸以來最低的：往年這個時候，政府往往有超過三百億元赤字，若去年非有二百六十億元債券收入，這個時候的財赤，便接近三百億元。再者，今年賣地只有約一百多億元收入，外匯基金的投資表現也不見突出，故財政狀況改善，明顯是因為香港經濟已全面復甦，筆者保守估計，今年的盈餘最少有一百億元，而以現時香港的經濟及政府的財政狀況衡量，政府絕對有能力取消零三年因財赤引入的加稅措施，此舉只涉及數十億元，不會影響政府的財政狀況。

最近傳出政府在考慮退稅，而非八月尾曾提及的減稅。退稅不是不好，但退稅的作用只是短暫性，有如救命針。當香港經濟處於水深火熱當中，退稅便有即時的刺激作用。但現時香港經濟已復甦，需要的明顯不是救命針，況且，由於退稅不是長遠措施，市民其實會將大部分退稅款項儲起，應付未來的稅項。

但如果政府在財政盈餘的情況下減稅，便能刺激消費。減稅的直接受惠者固然是繳交薪俸稅的中產階層，但其實基層市民也會受惠。減稅會令市民增加消費，零售業最為受惠。零售業是聘用低技術和低學歷勞工的重地，以零四年為例，批發及零售業便聘用了廿五萬人，當中大部分屬低學歷及低技術的僱員；另一方面，現時失業的重災區，則仍是低學歷的青少年及中年人士。零售市道活躍，將令行業對僱員的需求增加，有助吸納勞動力，令現時仍待業的青年人和中年人有機會覓得一職，也令業內僱員的實質收入增加，改善生活質素。

減稅刺激消費　助基層就業

雖然要繳交薪俸稅的，都是收入較佳的一群，減稅最直接受益的，更是月入數萬元的中產人士，但減稅卻不是「重中產、輕基層」的零和遊戲，政府少收數十億元，透過上述有如漏斗的效益，將減稅的影響由中產伸延至基層，不但讓中產和基層同受惠，也比透過以公帑和社會福利照顧弱勢社群來得更有效率，也令基層市民活得更有尊嚴。難道以勤奮見稱的香港人，寧願領綜援也不工作嗎?筆者並不相信。筆者認為，政府與其將數十億元放在已有數千億元儲備的金管局夾萬，何不減稅，非但減輕中產階層負擔，更是為基層市民造就一個自力更生的機會。

(本文已於2006年1月6日刊於文匯報"單刀直入"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