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客黑客

大規模反日示威潮浪接浪。明天保釣行動委員會及其他民間團體將發起反日大遊行，下午三時於銅鑼灣維園集合。

搞一次示威遊行，籌備工作甚多。定路線、做橫額、印單張、通知傳媒等工作，忙至滿頭。若預計遊行過程中可能遇到唱對台的「對手」，更要評估危機，以免情況失控。不過，在這資訊年代，「網上示威」的情況就簡單得多。

所謂「網上示威」，就是黑客攻擊；對某些目標網站進行惡意進攻，令該等網站和伺服器不能正常運作。這種形式的「示威」，在香港不流行，但在內地卻是盛行，還曾有內地黑客於二○○○年底組成「中國紅客聯盟」。

「中國紅客聯盟」今年二月解散，全盛期會員超過八萬人，六成五為大學生，並有教師、網絡工程師等專業人士參與。他們號稱全國最早最大，世界排名第五的黑客組織。然而，為何他們叫自己做紅客而非黑客？這可能是因為他們自認為「愛國」和「正義」，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爭議下，基於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利用個人的資訊科技能力，在互聯網上為國家「出一口氣」。例如○一年四月，在南海中美撞機事件後，內地網站受美國黑客攻擊，內地黑客便群起向美國網站報復，甚至把白宮的網站改頭換面，貼上中國國旗。

就近期中日矛盾，當中日政府仍在隔洋對罵、互相遺憾、叫對方反省，兩國網民早已在互聯網上自行「開戰」。有內地網站更明列攻擊時間、對象、工具下載位置等資料，號召內地網民參與。如同示威抗議一樣，這些行動都是為表達己見。兩者最大的分別，只要前者是和平及非暴力的，這是市民基本權利；但勿論是基於何理由，不論紅客還是黑客，任何攻擊網站的行為都是違反法律，破壞網絡安全的罪行絕不能鼓勵，也不容於網絡世界。

支持竄改侵華歷史教科書的日本企業，當中不少是大型高科技公司。若心繫愛國情懷，誓要挫日本的橫蠻和氣燄，就應利用資訊科技提升國力。不然，還是上街示威罷了！

(本文已於2005年4月16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話停就停

在這個連娛樂也數碼化的資訊年代，即使足不出戶，時下年輕人的節目亦可以多姿多采。只要接上互聯網，瀏覽網頁、玩網上遊戲、用ICQ 、MSN 等與網友傾偈，一晃眼已消磨數句鐘。或許虛擬世界實在太吸引，沉迷上網和玩電腦遊戲已變成這個知識型社會的青少年問題。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和樂TEEN 會的調查發現，有些年輕人每天竟會用上十五至十六小時上網，部分甚至因此而逃學。

過分沉迷網上世界，尤其影響青少年的身心發展和價值觀。青少年人蒲網吧成癮、廢寢忘餐、打機猝死；因網上虛擬武器被盜去而自尋短見等新聞，偶有聽聞。

年前，一項加拿大研究報告指出，有三成兒童過分肥胖，是因為長時間用電腦缺乏適當的運動；近視、肌肉痠痛及脊椎病等其他健康問題，也會陸續出現。另外，青少年也因沉醉虛擬身份，缺乏正確社交及人際關係技巧，因此與父母關係鬧得很僵。上網成癮也會令青少年易於陷入電腦罪行的危機。據統計，○二年及○三年因涉及電腦罪行而被警方拘捕的人，有近四分之一是十八歲或以下的青少年。他們不一定立心犯案，但卻因為受不了誘惑，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更改他人網上遊戲帳戶密碼、盜取他人網上遊戲帳戶內的虛擬武器，或在虛擬武器交易後拒絕付款或交貨，在不知不覺間觸犯黑客、盜竊和不誠實取用電腦等罪行。

身為資訊科技界代表，我當會致力推動極具發展潛力的數碼娛樂；但我同時身為人父，也會擔心兩名正步入青少年時期的兒子，會否受電腦遊戲和虛擬世界的束縛。

向青少年宣傳正確、健康的上網態度，協助他們建立自制能力和使用電腦的操守，教育界、資訊科技界、家長和政府各有責任。樂TEEN 會今午舉行的「網開新一面」計畫——話停就停行動禮，正為推廣有節制使用互聯網及享用電腦遊戲的訊息而設。資訊科技應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工具，絕不能讓它抽著我們下一代的腿。

(本文已於2005年4月15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頻 譜

昨天談到電訊、廣播和互聯網三方匯流，催生不少新的科技服務。今天，談談提供這些無線服務的基礎——頻譜。

讀者可能以為，頻譜與一般大眾的日常生活關係不大；但其實當我們看電視、聽收音機、打手提電話、透過無線上網等「低科技」活動，又或醫院、機場、警隊和消防人員使用的高科技器材，都正是使用珍貴而有限的公共資源。隨著愈來愈多新的無線科技服務，例如無線寬頻接達、數碼電視廣播、星傳輸等，我們不知不覺增加對頻譜的需求。

頻譜是無形的天然資源，需要謹慎分配和有效管理。去年十一月，電訊管理局在第二代流動通訊服務牌照續牌一事中，以未能有效使用獲指配的頻譜為理由，拒絕為TDMA 和CDMA 網絡商續牌，並決定在三年過渡期後，收回該段頻譜。電管局的決定，固然引來一陣相關網絡商的反響，同時也引發業界要求檢討現時分配和管理機制的呼聲。

現行的頻譜分配和管理模式已沿用多年，由電管局以「中央集權式」主導，負責規定頻譜的應用範圍和指配不同段落的頻譜予不同的網絡商。雖然這可加強電管局管理頻譜的能力，也避免因不當使用而出現頻譜之間互相干擾的情況；然而，這卻同時妨礙電訊業界引進新的技術。年前，業界欲引入射頻識別技術的時候，就是因為電管局未有撥出新的相應頻譜，而已獲分配的頻譜卻不得劃作他用，延誤了這項新服務推出市場的步伐。為面對科技匯流和服務推陳出新，澳洲、英國、美國等地的頻譜管理機構已逐步撤銷頻譜的規管，以市場主導的模式，開放頻譜的用途和容許買賣頻譜的使用權。根據歐盟一項研究結果，由於這個新的管理模式，有助推動社會盡早應用新技術，每年將可帶來九十億歐元，增加使用頻譜的彈性之餘，也發揮更大的經濟效益。電訊業是令香港引以為傲的行業，我們不希望因為過時的政策而拖累業界的發展步伐。盡快檢討頻譜劃分和指配政策，才能迎接新科技的挑戰。

(本文已於2005年4月14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電訊業的新秩序

互聯網、電訊和廣播這三方面技術正急速匯流，令新媒體發展日趨多元化。從市民角度來看，新興科技愈趨普及，服務亦更能貼近使用者與日俱增的需求，最終令市民的生活得以改善，當然值得欣喜。

以往，互聯網、廣播和電訊業三者的界線十分明顯，因此，政府一直以來都以割裂的法律架構和發牌機制來監控市場運作。不過，由於新科技的急速發展，其實這三種科技的界線早已變得愈來愈模糊，同時也衝擊舊有的規管制度，令其變得不合時宜，造成很多監管的灰色地帶。

就以政府銳意推出的寬頻無線接達為例，它的出現，意味市民將可隨時隨地接達固網或是流動網絡所提供的寬頻服務。但究竟這些服務營運應受到固網抑或是流動網絡的規管制度監管？
現有的網絡營運商是否可以參與競投有關的頻譜？如果可以，他們是否以現有電訊牌照還是需要重新領牌才可經營這些服務？

再者，由於科技匯流對規管體制產生愈來愈大的壓力，政府較早之前曾倡議把電訊管理局和廣播市務管理局合併，並推出一套統一的發牌機制和檢討現有頻譜編配政策。可惜，一直只聞樓梯響，我們仍未見具體安排。若政府在檢討以上各項目前，便推出寬頻無線接達服務或其他嶄新的無線科技時，那麼，當檢討工作完成後，又會否勒令這些營辦商重新領牌而出現政策朝令夕改的情況？

現時，電訊市場競爭激烈，任何規管架構所帶來不明朗因素將會直接阻礙業界對市場的投資信心和推出創新服務，桎梏整體電子通訊媒體業未來的發展。由是，當政府立意在港發展新興科技時，何不先手加快革新現有的規管架構、發牌和頻譜編制等一系列的基本「硬件」，為電訊業建立新秩序，讓營辦商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下，提供多元化、更具質素的服務，令消費者從中受惠？

(本文已於2005年4月13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港台的新大樓

由公帑資助的香港電台是惹火尤物，有關港台角色、運作模式的爭論，每隔一段時間總會復發。
上星期，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討論港台的廣播服務。會上有委員擔心政府削資，把港台「陰乾」。其實，除財政資源可左右港台的生死外，港台能否盡早建成新的廣播大樓，更是港台未來發展的關鍵。

港台開台至今，守在廣播道已有七十年；其廣播設施和辦公地方，零星分散在廣播道三幅貴重地皮。早在二○○○年，港台已有意化零為整，而政府也特別在將軍澳撥出土地，供港台建設新的廣播大樓。

另方面，港台管理層曾多次反映港台現時的總部內，有不少設施均已過時。去年初我與幾位立法會同事參觀港台，發現事實果然如是。然而，即使港台願意騰出價值數十億的廣播道地皮，換取新的廣播大樓和新的設施，但整項計畫多年來一直被擱置。政府更在今年一月表示，這項計畫已被「降級」為丙級工程項目，動工日期遙遙無期！

港台作為公營廣播服務，需不偏不倚地為市民提供資訊，政府當然不可在編輯方針給港台綁手綁腳；給它獨立自主和不受政治壓力。同樣地，社會也期望港台作為先鋒的角色，推動其他廣播機構製作高質素的節目和採納先進的科技。因此，我們也必要給它適切和合理的資源。

回看九五年，港台在設立本地首個網上廣播站的電台，到今天各個商營電台倣效，而民間的網上電台也愈辦愈多，足見證港台在推動新媒體發展的貢獻。接下來發展數碼聲頻廣播的工作，我們還需港台「開山劈石」。新的廣播大樓和設備，可讓港台為此作好準備。

適逢地產市道漸轉興旺，把港台遷入新廣播大樓，拍賣港台在廣播道的用地，港台既有新設施可用，扣除項目成本後政府仍可賺取賣地收益，市民也樂見公共資源運用得宜。盡快展開工程，對政府、對港台、對大眾，既適切又合理。

(本文已於2005年4月12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匯聚資訊科技的光芒

上周剛過的首屆香港影視娛樂博覽，首次集合本地八項影視娛樂界的盛事，在兩周內如連珠般舉行。

雖說博覽期間所舉行的活動並非新事，如電影金像獎、香港國際影展、電影節這些項目年年都有，但從推廣本地影視娛樂工業的角度看，這次博覽聲勢浩大，吸引不少鎂光燈，可說是相當成功。由此可見，政府要支援行業發展，也不一定要投放大量金錢和資源；猶如這次博覽，政府只是多行一步，主動做點統籌和協調工作，即已發揮「四兩撥千斤」之力。

像影視娛樂博覽這種安排，其實很值得其他行業借鏡。以資訊科技界為例，業界每年也舉辦不少大型活動，有面向公眾的遊戲展和電腦節、有招商和吸引海外投資的展覽，也有旨在鼓勵業內專業交流，提升行業水平的研討會和比賽；其中我也出席和參與不少。然而，這些活動分散在不同時間舉行，未必可有效吸引公眾的注意力，也浪費了向社會大眾推廣應用資訊科技和認識業界的機會。影視娛樂博覽的成功，能否為負責資訊科技政策的政府官員帶來一點啟示？

另一方面，隨著內地資訊科技業的迅速崛起，吸引了不少海外投資者的目光，而他們也十分樂於參與內地資訊科技業的活動。香港至今仍有作為內地和海外市場之間橋樑的優勢，政府若能爭取把內地的資訊科技重點盛事和會議移師至香港舉行，例如：中國唯一的國家級軟件交易會——中國國際軟件和信息服務交易會，以及泛珠三角軟件產業論壇等，不僅可利用香港籌辦大型會議及展覽的經驗和優質的商業服務，把盛事辦得更有聲有色。

更重要的是，這將可提升香港資訊科技業的國際地位，並利用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特點，加強國內資訊科技業與海外同業的交流，提高內地資訊科技業國際化的能力。

簡單而不費勁的政策，即能匯聚香港和內地業界的光芒。如此相得益彰，何樂而不為？

(本文已於2005年4月11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建構和諧社會

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上提出人民政協應努力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其後，各政協委員均前赴後繼對此發表看法。有政協委員表示，建設和諧社會的首要條件必須是先把經濟搞好；也有不少香港的政協委員認為內地與香港的相互溝通，才是關鍵所在。

為政之道，當然是希望建立一個和衷共濟的社會，正所謂「國正天下順，家和萬事興」，就是強調國家有道有德，才會政通人和，國泰民安。

到底這個烏托邦能否在香港落實，我並不清楚。但觀乎中央政府作為香港政治「球場」的「隱形球證」，一貫採取對親中派的偏袒態度，不但令「球賽」不能公平進行，影響香港政治的健康發展，也令觀眾（香港市民）感到不公平、感到憤怒，甚至對既有制度失去信心，從而令他們轉往制度以外表達訴求，加劇市民和政府間的矛盾和社會分化。所以，若中央仍繼續只暗裏盤算如何鞏固親中派，意打擊民主黨，孤立民主派，我肯定香港社會非但不能和諧，這也與國家領導所提出的治國方針背道而馳。

親中派和民主派的矛盾屬於香港的內部事務，在多黨制政治制度裏亦屬正常。中央實在毋須插手之餘，更應扮演一個超然的角色，為我們提供公平競爭的平台。

中聯辦作為中央在香港的代表，更應主動接觸民主派人士，尋求溝通。尤其是年輕一代，因為互信的關係是需時間建立，早些展開溝通的工作，長遠來說對雙方都有莫大幫助。中聯辦可考慮邀他們出席國慶和春節酒會，並給他們發還回鄉證，讓他們也可親身體驗祖國內地的發展，加深他們對國情的了解。民主黨也應可獲安排訪問內地，以經濟發展為訪問題目，到珠三角等地考察內地的經濟發展。

民主派在過去曾多次要求與中央對話，最終卻被中央拒諸門外，有些就連回鄉證也被沒收。倘若連基本的溝通也辦不到，又如何談得上共建和諧社會？

(本文已於2005年4月10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教宗叮囑，你們聽見嗎？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離世，他送給世人最後的叮囑是：「以愛心改造心靈，帶來和平。」我並非教徒，但對這位宗教領袖的無比的道德勇氣和非凡成就，卻是肅然起敬。教宗畢生維護正義，眷顧幼小和弱勢者，永遠站在被壓迫者的一方，永不退縮。教宗也是和平自由的締造者，致力推動人權和民主。在伊拉克戰爭爆發時，他指摘美國出兵的行為，更譴責戰爭是「永遠代表人類的失敗。」

對於自己的信念，教宗堅持到底；對於教會的錯誤，他更是勇敢面對。他反省教會在歷史上的缺失，就這些缺失公開向受傷害的人表示歉意及請求原諒。對於傳教士在向中國傳教期間出現所犯的錯，教宗也特別在二○○一年代表全體傳教士向中國人民表達歉意。教宗這股敢於承擔的勇氣，就連不少泱泱大國的領袖也是望塵莫及。

早前，日本文部科學省通過新版歷史教科書，對於他們在二次大戰時的罪行，不僅不肯承認歷史事實，反而更美化其戰爭罪行，將侵略行為變成「借道」，將南京大屠殺竄改成「南京事件」，更明目張膽把跟中國、南韓有主權糾紛的島嶼，列為日本領土。此等舉動反映日本仍眷戀其軍國主義的侵略行為，企圖歪曲歷史。

最可笑的是，日本最近竟還希望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一個不能深刻反省自己侵略歷史，一直不願意承認自己罪行及為受傷害者作出賠償的國家，是不負責任也沒有國際公信力的國家，自然不會得到國際的信任。它又怎能夠有資格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去為國際事務主持公正呢？

滿口仁義道德，心中卻隱藏軍國主義的亡靈，雙手仍沾滿鮮血。與其用千億個謊話不斷掩飾，終日抬不起頭來，為何不勇敢承認錯誤？教宗用生命、真誠和勇氣來實踐他對和平的追求，其胸襟超世出塵。願世界各國領袖、每個人都聽到教宗的叮囑，並將之實踐。

(本文已於2005年4月9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修改《基本法》

特區政府今次要求國務院提請人大釋法，說要敲定新特首的任期為兩年，以中央的權威擺平香港各界對新特首任期的意見。然而，有左派人士竟認為今次釋法範圍「狹窄」，沒有處理他們對新特首連任的爭議，甚至認為藉今次釋法，應把這問題一併「解釋清楚」。此論調，就看似快要罵政府「辦事不力」，認為政府沒有好好為他們服務！

對於民主黨來說，這些所謂問題根本並不存在，因為當年已報請中央備案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寫清楚是五年，如今特區政府卻要把之修改為兩年。但話說回來，若認為《基本法》真的未能配合香港社會實際情況，要連番「臨急抱佛腳」，藉釋法補白，哪為何不盡快研究和制訂啟動修改《基本法》的機制，盡最大努力去維護快要崩潰的「一國兩制」？

事實上，《基本法》自九○年四月頒布至今已有十五年，期間從未檢討和修改；而實施以來，即使立法會多次進行議案辯論，促請政府研究修改《基本法》的需要及制訂有關程序，但特區政府卻從未見有動作。

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基本法》的修改權在全國人大，修改棚權屬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香港特區，而香港特區的修改議案，須經港區人大、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及行政長官同意，再交由港區人大向全國人大提出。可見，修改機制是存在而清晰的。為體現高度自治和民主，我認為有關啟動權應在屬於民意機關的立法會。

《基本法》無限制特區檢討《基本法》。特區政府為「一國兩制」，新特首就職後應成立基本法檢討委員會，全面審視及檢討《基本法》，邀請不同界別和立場的人士發表意見，把過時的條文和需補白的部分，提請人大修改。行會成員鄭耀棠說過「有好處的釋法怕甚麼釋法呢？」我會回答，法律條文可以改，因為這才合乎法治精神；即使《基本法》也是一樣，但人大釋法，一次也嫌多。

(本文已於2005年4月8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曾蔭權的第一把火

古語云：新官上任三把火。估不到曾蔭權的第一把火，就是毀了香港的法治：向國務院上呈報告，請求國務院提請人大常委會就新行政長官的任期作出解釋。

《基本法》正式實施是九七回歸之後的事。惟短短七年多，為居港權事件和市民爭取○七╱○八雙普選的熱切訴求，特區政府已分別於九九年和去年兩度主動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今年又為著新行政長官的任期重施故技。如此下去，只怕釋法猶如慶回歸的煙花，一年一度。

《基本法》是根據國家憲法由全國人大制訂，「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它享有如同憲法一般的地位和功用，怎可說要解釋就解釋？再者，三次釋法既非按《基本法》由特區終審法院向人大常委會提請，更不在於香港法院應如何理解條文的問題。反之，這些全是為了填補《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沒有處理和始料不及的情況，甚至是政府希望以人大釋法來推翻終審法院的判決。

要讓《基本法》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修改《基本法》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但「修憲」並非新事，我們的國家憲法自五四年實施以來，已修改了九次。當中較重要的修改有：八八年允許私營經濟和轉讓土地使用權、九三年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計畫經濟，以及去年加入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將之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並列。

根據國家憲法，人大常委會也有解釋憲法權力。難道，他們可以任意把計畫經濟解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解釋為包括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既然國家憲法也可按國家發展需要而修訂和補充，為何《基本法》不能按其既定程序修改？

貪圖方便而提請全國人大釋法，把條文任意曲解至迎合當下政治需要，到頭來就只會斷送「一國兩制」，以及法治精神這作為香港成功的基石。

(本文已於2005年4月7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監察議員

去年十月，國際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發表了新的「清廉指數」排名結果。香港連續第二年全世界排名第十四位，亞洲區則名列第二。結果當然令人欣慰，顯示出香港仍然是世界上最廉潔的地方之一。這不僅反映廉政公署執法的努力，同時也肯定政府所制訂有關廉政法規和機制的成效。

在立法會的層面，我們也有監察制度來維持議員的中立和廉潔，防止議員藉其職位謀取私人利益。議員是社會的民意代表，因此，他們經常被賦予相當大的權力，如無任何監管，因著他們與社會千絲萬縷的關係，便會極容易產生不正當的利益輸送。所以，世界各地的議會都有類似的制度規範議員的行為。

其實，西方先進民主國家早已有一套完整的法律規範，杜絕議員「以權謀私」的管道。而這些規範通常都集中處理利益衝突與利益迴避的問題。以美國為例，就有明文規定議員須遵守以下事項：（一）嚴格限制饋贈禮物；（二）限制議員法定薪酬以外收入；（三）禁止收受涉及政府事務的報酬；（四）禁止從事違背職務之行為；（五）禁止收受酬謝金。另外，議員也須填報一切收入、禮物、酬金、財產利益、債權、股票交易、擔任企業董事職務及其他利益等等。

同樣地，香港的立法會也對議員們實行嚴格的利益申報監管。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八十三條，立法會議員須誠實地進行利益申報，包括收入、業務關係、財產、捐獻等等。這些制度不僅予以監察作用，也要求他們主動「避嫌」來保障自己，務使他們能善盡本分，提高立法工作的質素。
當然這並不等於議員是領有「免死金牌」，議員跟全港市民一樣，需要遵守所有的香港法例，如防止賄賂條例和選舉條例等，並不會受到任何禮待。

事實上，過去也曾有在任議員因觸犯有關條例罪成而入獄。何況，議員還需要接受公眾的監察，若我們有甚麼「行為不檢」，相信在選舉中也被「一叮」出局吧！

(本文已於2005年4月6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疑人要用，用人也疑

「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一直被視為任用人才的大智慧，現今卻有「疑人要用，用人也疑」的新說法。

無可否認，眼下最難擺平的人事問題，必是新特首人選無疑。在政治現實下，新特首並非由普選產生；任憑你是萬人迷還是民望「爆燈」，沒有中央的祝福，誰也當不成。

在中央眼裏，曾蔭權仍是個「疑人」。這未必與中央對曾蔭權的信任有關，也許中央正在摸索究竟有如董建華般政治忠心，還是有如曾蔭權的技術官僚才適合當特首？要不然，怎會容許新特首任期的「二五之爭」，而不是早早一錘定音？曾作為技術官僚的樣板，他幹得如何，就是中央的試驗結果。若真的給曾蔭權兩年「試用期」，正反映中央也認同「疑人要用，用人也疑」的道理。

對傳統親中左派來說，曾蔭權當然是個「疑人」，但情況則有點不同。他們習慣把港英時代所受的「怨氣」，一股勁地都投射在過渡至特區政府的陳方安生、曾蔭權甚至公務員身上。若曾蔭權再上高位，他們怎不會擔心過去的日子重臨？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批曾，指他恃才傲物，與梁愛詩及董建華對左派團體的親切是兩回事；蔡素玉指曾與愛國陣營關係疏離。他們那發晦氣、唔抵得的心態，露出端倪。

市民心中，曾蔭權怎不會是個「疑人」？他的民望雖不俗，但看他處理政改方案和推銷西九計畫的手法和態度，怎能不擔心？他究竟以中央還是港人的意願為先呢？以他那「凡是老闆都是對的」心態，能否寄望他為港人爭取民主？

中央、左派、市民三方之中，對曾蔭權疑心最大的，非左派莫屬，但這又怎怪得人？要怪，就怪董建華在位期間，沒有好好培育符合傳統左派口味的治港班子，令中央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挑來曾蔭權這「疑人」，讓他如蔡素玉口中所指，繼續用「狂傲和輕蔑的態度對待他們珍視和堅信了數十年，並為之付出代價的愛國價值觀」，叫他們恨得牙癢癢，妒得眼紅紅！

(本文已於2005年4月5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電力電訊南轅北轍

「中港電力」日前聲稱進軍本地電力市場，再次掀起開放電力市場的討論。電訊和電力都是龐大的公共事業市場，前者高度開放，後者由兩電壟斷。這南轅北轍的現象，全因為政府在九十年代的政策矛盾：這邊廂回購電訊專營權，另邊廂批出為期十五年利潤管制協議予兩電。當時財政司司長翟克誠退休後加盟中電當副主席，有沒有利益輸送不得而知。

「中港電力」能否打出岔口，似乎言之尚早，因市場不僅擔心它的供電能力，也憂慮電力市場若真的出現競爭，會帶來甚麼後果。由高度壟斷過渡至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過程中難免會引起震盪。本地電訊市場也曾走過這一段路，是很值得借鑑的經驗。

開埠以來，電訊業務都是由前香港電訊壟斷經營，並擁有電話網絡。市民在無可選擇下，要使用固網電話，就必要繳交高昂的電話費，情況與現時電力市場相似。九三年，政府為開放電訊市場，設立電訊管理局；九八年更花六十七億回購前香港電訊的專營權，又不設固網電訊商牌照上限，實施第二類互連政策，讓沒有自設網絡的固網商，也可租用網絡而盡早投入市場；另外，也修訂《電訊條例》，規管業內可能妨礙公平競爭的併購活動，提升競爭效能。

經歷多年，電訊市場已變得既成熟又具競爭性。消費者受惠於固網商之間的競爭，不僅告別交貴電話費的年代，而電訊服務質素也日漸提升。（當然，這是指在話音質素和網絡穩定方面，而電訊商的銷售手法和客戶服務仍有必要改進。）由此可見，公共服務市場開放後，消費者的得益顯而易見，而過程中所引起的「震盪」，更非如洪水猛獸。

儘管「中港電力」出現，間接增加政府與兩電利潤管制協議談判的籌碼，但杯水車薪，不能真正打破電力市場被壟斷的困局。成立監管局、設互連政策，才是真正開放電力市場良策。成功與否，還有賴政府和行業監管者所設計的開放時間表、有效推行改革和吸納業界意見。

(本文已於2005年4月4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BT等於無品味？

在今屆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上，有嘉賓發表了BT （Bit Torrent ）等於無品味（Bad Taste ）的言論。影藝界朋友對盜版問題的控訴，我當然感同身受。因為電腦軟件業過去也深受這問題的困擾和傷害。但我認為該位嘉賓責備錯了對象，BT 並不是一無是處。

BT 是互聯網上的一種共享檔案系統，它改變了傳統電子下載方式，讓大量的使用者可同一時間高速地下載文件。因為它的高速下載效能，媒體機構和軟件商正可以透過這技術來發放及傳播大型的軟件和媒體內容。

而對學術界來說，BT 也提供了一個強大的資訊平台，不但促進科技訊息的交流，更有利遠程教育未來的發展。事實上，我深信BT 技術日後將會在經濟、文化或社會各層面廣泛地應用。

回望科技過去的發展，其實歷史早已告知我們，新科技的出現，必會帶來一些新挑戰。就好像瑞典人諾貝爾，他發明了炸藥，令岩石爆破和開挖山洞的成本大大降低，為當時的工業社會帶來極大的裨益。但這個發明日後卻被用於戰爭，令致無數悲劇的發生。

又例如在現今辦公室不可或缺的影印機或家中的錄影機，他們的存在為我們帶來無限的方便，但同樣地它們也成為不法之徒侵犯知識產權的利器。我們又會否因為這些科技所帶來的禍害，而把它們摒棄於現今社會？

科技實際上是一把雙面刃，用得其所，它便會為我們的社會帶來好處，如果用得不宜，災難便會隨之而起。所以，好與壞並不在科技本身，而是我們怎樣去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把它應用在能改善人類生活的地方。

BT 有否品味，我看很大程度是取決於人們怎樣地利用它。我想目前最迫切的是以執法和教育配合，使人們「有品味」地使用BT ，但這需要努力和時間——正如品味要時間培養一樣。

(本文已於2005年4月3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現代版「垂簾聽政」

在世人的印象中，李光耀是一位十分強悍的政治人物。他雖然已年屆八十二歲高齡，歲月痕跡並未令這位獨裁者出現垂垂老態，相反，他仍愛游走於政治舞台。在國外，他四處推銷他所推崇的亞洲價值和權威式統治理念，或甚是指點他人治國之道；在國內，他更是以退為進，為自己安排一個可對政局指三道四的位置，權傾朝野。

李光耀自五九年起當新加坡總理，在六五年藉民眾的反殖民統治的情緒，推動新加坡獨立，又旋即借冷戰反共為名，鞏固自己的勢力。直至九○年十一月，他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取得八次的大選勝利，但選舉公正性成疑。

過去數十年間，李光耀無疑是令新加坡成功躋身先進發達國家之列，在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驕人的成績。然而，在他所施行的家長制專權管治下，人民卻噤若寒蟬，動輒得咎，反對黨的聲音長期被打壓，而人民的基本人權、自由也早已被踐踏得體無完膚。

在九○年交棒予過渡總理吳作棟後，李光耀在政治上的操控並未減退，為自己在內閣保留一個資深部長（Senior Minister ）的職位。幾年後，當其子李顯龍進身成總理，李光耀仍繼續保留其內閣職位，並易名為內閣資政（Minister Mentor ）。顧名思義，在李光耀的眼中，新總理仍是少不更事，須由他這位經驗豐富的獨裁者「監工督導」才可。這種不停延續自己在政府內的影響力的手段，可說是空前創舉。事實上，我們在其他國家的內閣也難以找到類似的制度和職銜，其「垂簾聽政」的意味不言而喻。常言道：「絕對的權力會令人腐敗。」因此正常的權力交替才可防止政權腐化，保持政府的活力。就連近年的中國共產黨也非常重視這一點，第三代領導班子逐一淡出政壇便可見一斑。

今年是新加坡獨立四十周年，即李光耀「執政」已有四十多年了。毛澤東自一九四九年執政至七六年去世也只是二十五年，李光耀戀棧權力，比毛澤東還厲害！

(本文已於2005年4月2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街頭戰士作特首？

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來港訪問，談及他對香港新特首的看法。李光耀認為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因不是「街頭戰士」，所以未能駕馭香港社會的衝突和分歧。

他說香港人需要的是一個「街頭戰士」特首，才能處理社會的紛爭。他又勸勉我們不要為難新的特首作中央叉許的事，也不要使香港變成「木馬屠城記」中的木馬，企圖改變中國的制度。

究竟「街頭戰士」和「木馬屠城記」的比喻應如何詮釋，我不敢為李光耀妄下結論；但他的言論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根據新加坡的國情，我有理由相信他口中的「街頭戰士」並非如古巴的革命領袖哲古華拉，也不是陳水扁那樣上街示威的「街頭戰士」。

過去董建華以商人方式治港，八年以來從未真正放下身段，走到群眾當中了解民意，感受民情，以致社會政策往往倒行逆施，結果惹來市民怨聲載道。

若李所指的「街頭」是願意走到街上，走到人群當中，了解人民需要，那李光耀掌政時也許能做到；但若「戰士」是指真正為市民捍政治、民主、自由的人，那無論他自己或是董建華，也不見得能夠做到。

市民對民主自由的訴求，更萬萬不可被曲解為香港將變作李光耀所指的「木馬」一樣，陰謀叛變。

我們從來都明白香港的政治現實只能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內實行「高度自治」，特首須向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兩個「主人」負責。

但特首既然由港人選出，我們當然希望他能站出來，面向中央，以香港市民的福祉為依歸，擔當鋪橋工作，化解特區和中央的矛盾，為香港市民謀福利。

況且，香港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絕大多數的香港人都是愛國的，又有何向國家使出陰謀之理？李光耀先生所言，未免有點說三道四吧？

(本文已於2005年4月1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電訊業真正的保本投資

「喂，這是代表電訊界的單仲偕辦公室嗎？我想投訴某某電話公司！他們騙我簽合約，現在，我要交雙重電話費，怎麼辦？」

「喂！你先答我，單仲偕是不是為電訊公司打工？哦！他不是電訊公司的職員嗎？那就行了，我要投訴某某電話公司，我希望他可以為我主持公道！」

近兩年多，這類或充滿冤屈，或怒氣沖沖的來電，在我的辦事處此起彼落；我的電郵戶口，也經常收到消費者不滿電訊商營銷手法和服務態度的投訴信件。

每次接到這類投訴，經了解詳情，我也向相關的電訊商反映，促請他們作出調查，並盡力順應投訴人的合理要求。但由於有些營業員為搶客而各出奇謀，投訴內容因此變得「日新月異」。這不僅令受害的消費者十分氣憤，連我這個作為調停人、代表業界的議員，也頭痛萬分。

自從本地電訊市場開放，競爭是慘烈的，當中以固網電話服務尤甚。試想想香港這彈丸之地，電話滲透率雖高，但卻同時有六家活躍的固網商在拚得你死我活。在這個投資大、回報小而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固網商經營困難，服務收費愈鬥愈低，利潤也非市民想像般豐厚。然而，這並不是在客戶服務質素方面愈鬥愈低的理由，也不能合理化電訊商近乎詐騙消費者的銷售行為。

日前電管局的調查報告，點名批評使用不當促銷手法的多家固網商，向他們「罰款」共二百三十多萬元作為教育消費者的費用，而不作法律追究。這安排令很多消費者不滿，因為這些蠱惑的銷售行為，已令消費者只記得電訊商的不好，而遺忘了他們在提升話音質素、擴大覆蓋範圍、維持網絡穩定和服務更趨多元化等方面的努力和投資。凡是從商的人都會知道，消費者才是真正的老闆，用優質的服務去取悅他們，才是做生意的致勝之道。

聰明的電訊商，可別忘了這項才是真正的保本投資。

(本文已於2005年3月31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由一人獨大到集體負責

在香港，最為市民所熟悉，又以「一人掌權」架構運作的公共事業監管機構，似乎是電訊管理局。

三月中旬，我出席了由該局所舉辦的「電訊業的邊際利潤邊緣化」研討會，由一位來自英國的競爭法專家韋思教授（Prof. Richard Whish ）主講。韋教授現於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 ）法學院任教，是英國公平競爭委員會（OFT ）的非執行委員，屬這方面的權威。

自七十年代起，英國政府採取積極措施，監控公共事業，先後為電訊、電力、鐵路等行業設立了「監管總監制度」，即是由一位監管者，例如氣體及燃料業總監（Director-General of Gas \& Electricity Markets ），規管該行業的發展。現時本港電管局的監管體制，也是源於這種模式。

但隨著行業結構及市場環境的改變，近年，英國政府已逐步以一個管治架構取締舊有單一監管者的模式。在新的模式下，最高管治架構主要是由一個非全職的主席、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組成，機構的日常工作則由一位全職的行政總裁（CEO ）負責。在○三年底，該國在重組電訊及廣播業的規管體系時，便採納了以上方案，把原有的五個監管機構合併，成立通訊管理局（OFCOM ）。這既可廣泛吸納業界的意見之餘，又可加強機構的行政效率。

當前，政府正考慮將電管局及廣播事務管理局合併，我十分認同。因「兩局合併」將可更靈活地應付互聯網、廣播和電訊三方科技匯流、一網多用所帶來的挑戰，也可迅速地回應市場的需要。不過，由於現時廣播業和電訊業的規管模式完全不同：廣管局是委員會制度，而電訊管理局則由電訊管理局總監統領，故進行合併時必須注意如何協調兩種規管模式，避免新的監管機構權力過大。

依我之見，政府可倣效英國通訊管理局做法：由一個委員會或董事局、非全職的主席和全職行政總裁作為其軸心架構；避免單一監管者全權敲定政策，令業界不滿而聯手炮轟的情況再次出現。

(本文已於2005年3月30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遊上海

去年聖誕到西安，導遊教我們：看十年，去深圳；看百年，去上海；看千年，去北京；看五千年，去西安。

兩名兒子年前登過長城，做過好漢，卻從未到過上海。常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趁復活節立法會休會，偕妻兒走趟上海，著孩子認識中國百年。

這個燈火繁華的都市，我曾來過三次，每次遊歷的感受各有不同。首次踏足是二○○○年聖誕節。我和李華明、張炳良及幾位民主黨的朋友，遊過新天地；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舊會址博物館；舊豐銀行、前上海市政府及江澤民也曾用作辦公室的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我們也到過浦東金茂大廈吃飯，還邀請了幾位內地學者，與我們談談內地農村的轉變。這次旅程的感覺很是奇特，對著茫茫的黃浦外灘，我不禁想起電視劇的許文強、華洋交雜的文化特色，以及外國人欺壓華人的段段歷史。

第二次為商務公幹，獲邀到上海擔任資訊科技會議的講者，逗留了短短的兩天，來去匆匆。那次我對上海的印象，還不如我對入住的酒店般深。

○三年聖誕節，兩名兒子「撇下」我夫妻倆各有節目。於是，我和太太與一對夫婦好友，結伴到來「吃喝玩樂」，到百樂門跳舞、到和平飯店聽爵士音樂、到上海歌劇院看歌劇、到南京路步行街，更特別到上海第一百貨買了不少大衣。我們拋開了香港的煩瑣俗務，過幾天二人世界，以輕鬆遊樂的心情，細意體味現代上海的喧鬧繁榮。

上海是見證中國百年苦難的大都市，至今仍保留許多有如法租界歐陸式建築等列強入侵遺；但轉身再看浦東區和陸家嘴的摩天商廈，卻發覺這個東方冒險家樂園正在延續和發揮它的生命力和繁榮。

遊上海，必須遊過中國近代百年歷史才顯得有意思。去過孫中山故居、宋美齡故居，參觀名人大宅、外灘和博物館，你會覺得，好比上了一課中國歷史。

(本文已於2005年3月29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結婚周年

今天是我與太太英儀的十九周年結婚紀念；雖非金婚銀婚，感情生活卻是美滿和合。

英儀與我相識三十二載，是我的中學同窗。自中一已相識的我倆一同成長；她曾當我中三派對的舞伴，我們也曾與大夥兒去露營。中五還未畢業，她成了我的初戀女友，雙雙為會考努力。隨後，英儀升讀中大，我則在港大讀書。我們志趣相投，也曾在大學時代當過學生會幹事。

八五年，兩人都希望結束八年愛情長跑，組織我倆的小家庭。當時的我，既想結婚又想選區議員，但手上的錢只能讓我二者選其一。

得到英儀的體諒和支持，我們決定先選舉後結婚，她也進而擔任助選團秘書。選舉後一年，我倆終於共結連理，其後更添得麟兒，過著與大家無異的家庭生活。

在現今的香港社會，有不少需同時兼顧家庭和事業的雙職女性，每天應付沉重的生活和工作壓力。在我從政的廿個年頭，英儀為著我和家庭所作出的犧牲，較一般已婚女士大；雙職的她負擔也比其他職業女性多。

婚前英儀助我競選，婚後又幫忙我區議員的工作。直到有了小朋友，需要花多點時間照顧家庭，英儀才在我的地區工作中抽身。

從政及從事地區工作，佔據我較多時間，減少陪伴英儀的機會。我出任區議會主席的時候，每逢星期六、日，總是要剪綵、主禮、旅行、飯宴等，但英儀不僅沒有抱怨，更充當我的司機，讓我在途中稍事休息之餘，也讓我在百忙中賺點時間與她相聚。從政的工作雖減少了我們的家庭生活，但我們都會爭取一家大小到外地旅遊的機會，補充平常聚少離多的不足。

我不是浪漫的伴侶，少有給英儀送花。今天是我們的結婚周年，也是英儀的生辰。我沒有貴重禮物送給英儀，除了祝她生日快樂，只想以誠摯的心跟她說句：「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本文已於2005年3月28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監管濫發電郵

美國微軟公司總裁比爾蓋茨表示，他每天約收到四百萬多封的電子郵件，其中大部分都是「垃圾電郵」。因此他設立一整個部門去過濾電子郵件。相比起這位電腦軟件業的大人物，我收到的「垃圾電郵」數量，當然是九牛一毛。但我卻十分慶幸自己在這方面的「不才」。因我每天收到三、四百封充斥藥物廣告、淫穢內容或者是網上誘騙為主的郵件，已感到極為煩厭。況且，還要花時間去處理這些「滋擾」。

的確，香港「垃圾電郵」氾濫的情況已到達一個無法容忍地步。根據香港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協會去年進行的研究，香港已有超過五成用戶收到「垃圾電郵」，使企業喪失價值六十八億港元的生產力，令本港經濟損失每年達一百億港元。

「垃圾電郵」問題日益嚴重，最近政府便公布了一籃子的措施打擊濫發電子訊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立法。

立法禁制「垃圾電郵」是世界大趨勢。很多先進國家都已按該國情況立例管制「垃圾電郵」，我同意香港不可落後，以免日後成為濫發電郵的天堂。但起草有關法例時，卻仍有很多細節需要弄清：例如何謂濫發；是全部抑或只是禁制某類電子訊息；傳真、文字短訊、電話錄音及其他「多媒體訊息」是否應納入規管之內？另外，部分國家已採納一套對付垃圾電郵的方案，如收件人主動拒收電郵，該電郵的發送人便不能再向他發送新的電郵，一般稱為「選擇不接受」模式。而有其他國家則採用另一方案，發送人在發出電郵前，須事先得到收件人許可，才可發出推銷商品或服務的電郵，一般稱為「選擇接受」模式。那香港又應該選取何種方案？

這許多許多的細節，我相信必會在法例起草時引起廣泛討論。不過，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無論我們採用甚麼措施，除必須要恪守資訊自由流通的基本原則外，更要起到平衡作用：一方面保障常用戶利益，另一方面又可確保使用電子訊息合法地作為促銷工具而不會受到過度限制，干擾日常的商業通訊。

(本文已於2005年3月27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電子「寶藥黨」

假日閒逛，發現街上不少警方呼籲市民小心受騙的橫額。的確，近年來在本港發生的街頭騙案，例如寶藥黨、迷魂黨、祈福黨、千年蟲藥等等，非但未能杜絕，騙徒手法更是每每層出不窮，甚至已蔓延至網絡上的虛擬世界。

上星期，本港的區域法院便判處一名企圖透過電郵詐騙的尼日利亞男子入獄四年。該男子在去年發放大量電郵，訛稱有一筆為數二億港幣遺產在銀行無人認領，市民若可借出戶口轉帳並繳付十九萬元港幣的行政費，便可得到部分遺產。他最後被法院裁定企圖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成，這也成為香港首宗透過電郵詐騙而被成功入罪的案件。

以上談及的其實只是網上騙案的冰山一角。事實上，不少網上罪行如虛假銀行網站，或以病毒電郵在電腦上植入有關程式，藉以竊取重要資料如信用卡和銀行戶口密碼等等案件，早已隨互聯網和電腦愈趨普及而與日俱增。這一個趨勢，不只為一般市民，也為整個社會帶來難以想像的危機。特別是政府和商業企業，若遭到黑客攻擊，入侵網絡盜取重要資料，又或癱瘓本港的資訊基建系統，經濟損失不但無法估計，整體的運作也將會受到極大影響。

資訊保安危機看似防不勝防，但這些問題其實是現今的科技可以解決的。反而最大的障礙是政府、市民和企業對資訊保安的警覺性仍然不足。相比起其他先進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及新加坡等，我們甚至連一套長遠的資訊保安政策都沒有，難以防範一旦出現的資訊保安危機。

就著這一個問題，我在今年一月便已經聯同資訊保安業界向政府提出關注。我們除了建議政府應在資訊保安方面須擔當更重要的角色外，也促請她成立一個跨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及業界所組成的專責委員會，制訂香港有關資訊保安方面的長遠政策及措施，提高市民及機構在這一方面的認識及警覺性，並因應資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新風險，作出評估及建議。

(本文已於2005年3月26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復售居屋一舉三得

二○○二年，政府為了承擔「八萬五」房屋政策的苦果，暫停出售及興建居屋，拯救當時疲弱的樓市。此決定頓時令房委會變作「失匙夾萬」——有得睇，無得使，囤積大量空置單位。其身家亦由○一年高峰期的三百二十六億元暴跌至○五年三月的一百三十二億元。

過去七年，港府連番出招挽救樓市，停售居屋可說是苦無計策之下的辦法。但時至今日，香港經濟漸見起色，樓市交投暢旺，甚至有泡沫現象。以現時的情況來說，政府應考慮提早恢復出售居屋，讓有需要的住戶購買單位，同時也能紓解房委會的財政困難。

本來，政府早已計畫於○七年開始重售這全數約一萬六千個「貨尾」居屋單位，每年只限兩千個。若以此計算，最後的一批於出售時，已是樓齡十四年的舊樓！要賣出這些「新」的舊樓，售價當然要有大幅折讓才能吸引市民購買。

提早出售，除了可以減輕折舊的損失外，也可以減輕每年用來興建公屋單位的支出。若然房委會成功地出售所有「貨尾」單位，更可成功地套現約二百億元，足夠興建約七萬個公屋單位。
再者，由於這些「貨尾」居屋全數只售予公屋居民，不但不會對樓市有負面影響，還可幫助騰空一萬六千個公屋單位予輪候公屋人士，省回一筆建屋費用。相反，若居屋「貨尾」單位遲遲不賣，最終只會浪費公帑和資源。

其實，現時樓市向好，成交量及金額都錄得大幅增加，但未來兩年落成的新樓數量，卻是這數年最少的，令人擔心九七年前後的樓市泡沫重現。

若政府開始限量推出居屋單位發售，可望為熾熱的樓市降降溫，遏止炒風，令樓市更健康地發展。

提早重售居屋貨尾，無論對政府、市民及樓市皆有正面作用，可說是一個三贏的方案，何樂而不為？希望房委會主席孫明揚改弦易轍，萬幸萬幸！

(本文已於2005年3月25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參選特首

近日城中對特首補選的問題鬧哄哄，除某某會否辭官參選，就是民主派會否派人加入戰團。前晚民主黨中央委員會議決，黨將參與特首補選，以積極發揮在野黨角色；並請黨員於下月十七日的會員大會上討論。

有人可能奇怪，參與選舉是政黨的生存之道，只有選舉，政黨才能獲取民意和認受性。民主黨是一個具有十多年選舉經驗的政黨，為何參與特首補選須交由黨大會決定？

自政府在區議會、市政局及立法會設民選議席，我們從來不作參選不參選的討論，而是直截了當研究人選，看看派誰出戰哪個選區較為有利。然而，特首選舉是不公平的小圈子選舉，與剛提及的一人一票選舉絕不能相提並論。對於泛民主派來說，這個只有數百人參與的小圈子特首選舉，更是阻礙香港民主化的金剛咒——我們不但要杯葛，還須要力爭廢除。

那麼，民主黨在今夏派人參選，是否等於我們捨棄了爭取普選的道德責任？在堅持團結泛民主派、鼓勵本地專業團體參政，及向市民清楚交代我們的建港理念這三個參選原則下，民主黨這次轉變是具有重大意義：一、範式轉變令我們拋開反對黨思維，推動我們立志成為具執政能力的在野黨：二、由今次起，大小圈子的選舉我們都要參與，以免對方因我們杯葛而自動當選；三、藉參選特首向市民提出我們建港藍圖和方針。

不過，民主黨參選也非想像般容易。撇除要取得足夠提名，還要有組成三司十一局治港班底的能力，以求取得輿論和公眾的正面評價。其次，我們也要力爭各民主派同道的支持，以免出現「黨內熱烈、黨外孤軍」的情況。畢竟，仍有泛民主派的左翼成員，希望留守道德高地。

民主道路，寸土必爭。要突破「小圈子的選舉，我們不參加」的枷鎖，我們才能爭取盡量擴大選民基礎，尋求最大的民主改進。

(本文已於2005年3月24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遺產稅與薪俸稅的緩急先後

前日，田北俊指民主派抨擊政府取消遺產稅是「變臉」，我必須作出澄清。

民主黨從沒反對政府研究取消遺產稅。田北俊說得很對，現在繳納遺產稅的，多是擁有一二千萬遺產的人，他們早已有方法避稅。遺產稅是雙重徵稅，當中累積的財富早該在薪俸稅或利得稅已繳納，這正是遺產稅不合理的地方。民主黨深明遺產稅對推動香港成為資產管理中心造成的障礙，以及取消遺產稅對金融業帶來的正面影響，因此民主黨支持取消遺產稅。但原則上合理的政策和行動，必然要配合適當的時機推出。田北俊批評之餘，卻忘了甚麼是「緩急先後」。

上星期唐英年說仍有赤字之餘（我不同意，原因在《狼又來了》文中解說過），建議減稅。這方面我們同意，因為在經濟欠佳時，減稅有助刺激經濟。但既然政府只肯減收十五億元，那到底應該先讓月薪三四萬元、既要供養父母又要供書教學，還要供樓的「三供」中產人士「透透氣」，還是讓小富豪們省回遺產稅來得迫切？

當財力有限時，做事便得分先後次序，公共政策亦如是。舉個簡例，沒有人工加，兒子要去外國升學，換車計畫便得推遲。就算身為大老闆的田北俊，相信亦不難明白吧！

香港雖有二千八百億元財政儲備，但資源緊絀時，先讓較有需要的人受惠，這才是「急市民所急」的做法。況且在○三年財赤嚴重時，梁錦松已加了薪俸稅，很多納稅人要多繳兩成至四成稅款，中產階層生活也是捉襟見肘。既然今年政府認為可減稅，要求政府撤回先前的加稅措施，讓一直與政府共度時艱的「三供」納稅人先受惠，非常公平，沒有不妥。自由黨支持的那種「今天我拿你的錢，到你死後才還」的立場，真的是「是其是，非其非」，還是如曾司長所說「有點令人胡混起來」？

民主黨以全盤考慮、按緩急先後的原則建議開支分配，卻被田北俊說成「變臉」，我實在難以苟同。

(本文已於2005年3月23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八大要素四大支柱

紅軍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曾蔭權就搞個八大要素四大支柱。

年前，多位社會人士聯署聲明，呼籲市民維護香港核心價值。上星期五，剛成為署理特首的曾蔭權，在獲港大頒發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時，也來發表他的管治理念，演繹他的香港價值。他說政府有八大成功的要素，包括包容及尊重、廣納意見、溝通、高速回應、公開透明、問責、進取及分享看法。這是作為負責任政府的基本，說出來當然不會錯。然而，政府在過去七年來，能否達到這八項基準？

未經公開招標的數碼港，何等公開透明；進取如成為中藥港、鮮花港，卻只說不做；仙股事件的主責官員，以沒看文件和忙於飯局卸責；廿三條立法時，批評市民的意見質素及被誤導；無論七一遊行後或被傳辭職，董建華只作「早晨式」回應；西九大搞諮詢展覽，但心中一意孤行，只是敷衍做秀。曾蔭權口中的八大成功，市民眼裏看的是八大笑話。

他又說獨立法治、平等的商業平台、廉潔政府及資訊自由流通，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四大支柱。可惜，這四大支柱早已被敲跛了兩條。政府因居港權事件和○七/ ○八普選而提請人大釋法，最近又欲就新行政長官任期提請第三次釋法，令《基本法》快要被解釋得體無完膚。市民希望政府訂立公平競爭法，但政府說來說去都是檢討和研究。泓景臺的綑綁式管理費、街市商戶遭趕絕生計的控訴、活豬牛代理商突然加價令買手罷買等事件，就是在這個「平等」的商業平台發生。

幸好，香港還有廉潔奉公的公務員和社會風氣、資訊相對自由流通作支撐，但年初立法會辯論訂立資訊自由法，保障市民知情權，政府還是諸多藉口。

曾蔭權說「八大成功」和「四大支柱」是不可妥協的價值。諸多口號，但與民間維護的核心價值相比，少了作為開放社會之本的民主、自由、人權和公義。難道，在曾眼中，香港的成功只能如此？我們又能否期望曾蔭權爭取民主？

(本文已於2005年3月22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三位財爺各有千秋

自我於九五年當立法會議員，我一直負責民主黨的經濟政策，回應財政預算案和起草預算案建議，令我有較多機會接觸幾位財爺。

由政務官出身的曾蔭權於九六年起共做了六份預算案。藉九十年代經濟起飛，他有空間減稅和增加社會服務開支。他由有如小掌櫃的庫務司升為大掌櫃，熟悉政府運作，而庫務局的經驗更是他的本錢。但是他搞政治多過搞經濟，貫徹執行董建華的干預政策。每年發表預算案後，他都會請民主黨到中環某酒樓辯論一番，有年更辯得火紅火綠，最後拍檯收場。

梁錦松接替升了職的曾蔭權，當上特區第二位財爺。梁是學運火紅年代的國粹派，大學時已到共產黨的革命「聖地」井岡山。他最有能力、最懂經濟、最有睇法，也最得董建華信任，惟未能掌握政治操守比政治智慧更重要的道理，偷步買車事件令他「出師未捷身先死」；縱使胸懷大志、一心報家報國，也只能做過兩年預算案便鞠躬下台。

唐英年來自工業世家，其父是全國政協常委，與北京關係良好。他在九一年入立法局，九七後擔任行會成員。至○二年問責制出台，當上工商科技局局長，但具十多年政治磨練的他，竟失言說「有生之年失業率也不會返回以前水平」。他在梁辭職後接任財爺，商界味道濃厚，財金經驗不足，上場初時更有論者擔心他有否能力駕馭金管局。

過往財爺都能利用傳媒的關注，在預算案前夕為自己造勢。當奴是箇中能手，甚麼不做摩西、不能帶市民出紅海；梁錦松則滿街走，買鞋抱細路。唐英年既非高手又生不逢時，遇上董建華辭職，損失了做秀的機會。唐要走出「梁規唐隨」困境，理應學習胡錦濤當共青團第一把手時，經常到各省市，走遍全國的做法，要多花點時間落區了解基層疾苦，多探訪社團聆聽中產聲音。

(本文已於2005年3月21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重整隧道資源刻不容緩

這幾天鬧得最哄哄的莫過於東隧在有盈餘下計畫瘋狂加價百分之六十七。試想，駕車人士日後使用東隧每程來回便需多付幾十元，實在有點連「一餐飯錢」也被強搶的感覺。對於職業司機更是首當其衝，變相減薪。

東隧今次不顧企業的社會責任，牟取暴利，固然令市民憤怒。但件事帶來的啟示，是以往政府在經濟蓬勃時所訂下的營運條款已經不合時宜。有誰會料到昨日看似合理的百分之十五准許利潤，今天竟是企業「殘民以自肥」的工具？其實要解決三隧收費和流量不均的問題，不外乎四個方案，包括：第一，政府購回東隧及西隧的專營權。但現時東隧的專營權還有十一年才屆滿，西隧則還有十八年，單是如何計算收購價已夠頭痛。有學者估計所需資金大約一百四十億元，但以目前政府財政仍然緊絀的情況來看，這又談何容易？

第二，政府出售紅隧給東隧及西隧財團。但我們又是否願意見到政府再來一幕「利益輸送」，被單一財團壟斷海隧市場，令它以後可肆意加價？

第三，由政府與東隧及西隧財團合組一間新公司，以公私合營的運作模式調控各隧道的收費和交通流量。

第四，將紅隧注入一間由政府全資擁有的「隧道及橋樑管理局」，在上市集資後再收購東隧及西隧，並重新訂立一套機制，調整三條海隧收費。

就以上各種構想，我認為第四個方案最為可行。如此安排，政府便可把三條海隧統一管理，既可提高營運效益，善用道路資源，也可透過調整各隧道收費以解決交通流量失衡的問題。再者，市民又有機會直接投資優質的公共基建，做到平衡政府、財團、投資者及隧道使用者的利益，一舉數得。

為文當日，當局說要一年時間研究如何解決海隧的車流問題。面對民怨沸騰，廖秀冬仍以一貫慢三拍的態度處理，相信又會成為另一個「可加可減」車費機制的翻版。

(本文已於2005年3月20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狼又來了

「狼來了」是家傳戶曉的寓言故事。曾蔭權擔任財爺時，愛施展「狼來了」伎倆，事前多番指經濟差、要加稅，但預算案卻公布減稅，成功博取掌聲。

唐英年看似參考這個策略，但故事版本卻略有不同。他前年底繼任財爺後，大幅調高梁錦松提出的赤字預算。及後香港經濟開始強勁復甦，他在去年預算案中估計四百九十億赤字。至日前公布新一份預算案，他仍預測政府撇除債券後，在本年度會出現虧損。唐英年是否如此深謀遠慮，不得而知；但實際上已予人有先嚇壞市民，再叫人乖乖勒緊褲頭的效果。日前，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在立法會答覆我的提問時，仍言之鑿鑿指政府今年仍有百多億財赤。

這隻狼是否到來，乃早有玄機。庫務署署長在去年八月做中期結算，指政府有四百億元赤字；截至今年初，政府的綜合帳目已錄得百多億盈餘。只要二、三月的稅季一過，庫房便收到數十億的稅款。再者，賣地收入遠較預期理想，地價收入是原先預計的兩倍半，如此看來，即使扣除債券，政府今年也有錢可剩。

其實，作為政府主要收入的薪俸稅和利得稅都在財政年度尾才入帳，令政府在年尾的收入較開支多，上半年「乾塘」、下半年「水浸」的現象實屬正常。這或可解釋政府保守估計財政情況的原因，但卻不能合理化誇大財赤、向市民「篤數」的做法。

唐英年上任時，香港經濟逐漸轉好，加上梁錦松時代制訂的加稅時間表，唐英年要由「赤字財爺」變成「盈餘財爺」，為自己建功立業並不困難。若他大耍「狼來了」的板斧，唱大財赤以求遏制市民減稅派糖的欲望，就只會適得其反。

同樣伎倆，得出不同的效果。曾蔭權所說的故事，結局令人喜出望外，但唐英年今天卻惹來「誇大財赤」的質疑。若同一個故事再說下去，也只會令市民認為，凡是官員說的，都不可信。

(本文已於2005年3月19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減稅與滅赤 不是魚與熊掌

我們都愛說唐英年「腳頭好」。在他任財爺的第二個年頭，本港經濟復甦，增長率達八個巴仙，政府綜合帳目也由原先估計的四百二十六億元赤字變成一百二十億盈餘。

由於樓市暢旺，賣地成績理想，帶動政府收入大幅改善，利得稅、薪俸稅及印花稅收入比預期高出百分之九至四十。由是，「唐唐」不廢吹灰之力，便可提早一年完成「滅赤」大業。政府估計在O七/O八年度經營帳目將會達至收支平衡，而綜合帳目預計有二百二十八億的盈餘。到O八/O九年度，其經營盈餘更會超過一百億。

庫房「水浸」，當然可喜可賀，但我更希望政府能「還富於民」。根據評估，政府的儲備於O五/O六年度將達二千七百六十八億元，約相等於政府十三個月的開支。到O八/O九年度，政府的儲備更加充裕，達三千四百八十九億元，足夠使用十七個月。其實，政府儲備達十二個月的開支已相當足夠，加上外匯基金仍有約三千多億累計盈餘，在這財政狀況下，理應有「彈藥」幫市民減輕沉重的經濟壓力。但財爺在星期三卻只是「應酬式」派糖，實際效用可說是聊勝於無。

現時社會上要求減稅的聲音中，中產人士佔大多數。在經濟不景氣時，政府往往要求中產負擔多一點，現在經濟較好，他們當然希望政府替他們鬆鬆綁。但財政預算案所提出的舒減措施如增加供養父母免稅額和子女免稅額等，則略嫌隔靴搔癢，不及直接減薪俸稅來得具彈性和振奮人心。老實說，就算政府分兩階段減薪俸稅至回復到O二年的水平，庫房雖然少收約六十六億，但仍然能夠在O七/O八年度出現經營帳目盈餘，不會影響政府「滅赤」計劃。

唐英年在準備這份「無大動作」的財政預算時，有否想過其實減稅與滅赤並非魚與熊掌，而是兩者皆可兼得？「唐唐」在有條件下仍選擇不減稅，看來他真是一個老實人，而且太老實了──不像曾蔭權藉減稅，搏掌聲。

(本文已於2005年3月18日刊於東方日報龍門陣"單刀直入"專欄)

唐英年的三粒糖

年尾結數，政府有盈餘一百二十億。大家當然不會因此以為庫房每年也會有錢剩，但倒希望財爺在新一年預算案派多少糖，讓納稅人和小市民扯扯甜。

被暱稱為「唐唐」的唐英年，昨天總算「不負眾望」：預算案沒有任何大動作，也未能為納稅人帶來甚麼驚喜，充其量也只是分發了幾粒聊勝於無的糖。

把子女免稅額由每年三萬元增至四萬元，以及把供養父母免稅額的年齡限制降至五十五歲，顯然是針對一些上有高堂、下有兒女的中產人士而設。過去經濟不景氣的時候，這些家庭面對的生活壓力最大，稅務負擔又最重。現在為他們消消氣，就最當然不過。可是，如政府開支結�